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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的支援文法學校的承諾時，他們感到他背叛了他們。我之所以在委員會的辯論中意外地取勝，使工黨刪除了教育法案第一條，就是因為兩名工黨議員故意缺席。

在後來我接管影子內閣教育部時，黨的政策小組已提交了一份報告。教育政策已基本確定。它有兩個主要方面：一是我們已決定把重點放在改善初級學校上。二是為儘可能減少11歲以上學生選拔制的辯論，我們強調地方教育當局在建議保留文法學校或建立綜合學校上有自主權，以代替工黨強制推行綜合學校的政策。

支援這個計劃的充分理由是：第一，如果要扼制文盲和不會數數的人不斷上升的趨勢，改善兒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實際上保留文法學校的最好辦法是反對中央集權。當然還有另一方面的理由。如果教學方法和教學態度錯了的話，將大量費用花在幼兒園、小學教育及教師上就沒有什麼意義。當然，如果我們在這方面的鬥爭不是建立在原則基礎上，從長遠來講我們就不能捍衛文法學校，或者就此而言捍衛私立學校，不能捍衛直接拔款學校，甚至是實行分離制的綜合性學校。

在既定政策和政治現實許可的範圍之內，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後來，我得知：對某些人來說，我走得太遠了，我被任命為教育事務發言人後不久曾應邀出席教育新聞記者在倫敦的坎怕蘭飯店舉行的午餐會，是在那裡，我瞭解到這一點。我不但為文法學校辯論，而且也為現代學校辯論，那些在學業上難以出類拔萃的孩子事實上可以在現代學校中獲得自我表現的機會和個人尊嚴。如果他們與那些學業上更加優秀的孩子進行直接的不斷的競爭與相處，他們永遠也得不到這些。如果人們希望的話，我也完全準備看到11歲以上學生選拔制被取消或修改、而在晚些時候對孩子進行考試。我知道把那些大器晚成的孩子轉到當地的文法學校是非常可能的，以便他們的能力可以得到正常開發。我確信太多的現代學校提供的是二流的教育。但這個弊端可以透過提高其教學水平來改善，而不是要降低文法學校的水平。參加坎伯蘭飯店午餐會的人中只有兩個人好像同意我的觀點。此外，我所面對的是懷有敵意與根本不理解我的意見的人。不只是他們認為我錯了，而且他們不能想像我能真地相信這類事情。這使我驚奇地發現那些為公眾提供教育資訊的人受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有多麼深。

保守黨的教育政策中還有一些相對不那麼重要的問題需要作出決定。我極力爭取保守黨在競選宣言中無條件地承諾將學生離校年齡提高到16歲，併成功了，只是負責財政的人們對此持有疑慮。我還在保守黨於1970年初在塞爾斯登帕克飯店召開的討論會上提出、竟選宣言應贊同擬議中的成立新的獨立的白金漢大學的計劃，遭到特德·希思的強烈反對。儘管有基思·約瑟夫和其他人的支援，我還是沒有成功，但至少最後我被允許在某次演講中提及這所大學。我從來也未明白為什麼特德如此激烈地反對這件事。

保守黨在1月底2月初的一個周未，在塞爾斯登帕克飯店召開的政策會議取得了成功。但成功的原因並非是人們經常說的那樣。那種“保守黨在塞爾斯登帕克飯店進行激烈爭論，導致保守黨政策從根本上向右轉”的說法是錯誤的。此前大家就主要政策已達成一致，並已寫入競選綱領的草案裡。我們曾花費了好多時間仔細斟酌。我們已經對我們的移民政策作了精心的閘述。我們關於工會改革的建議已經刊登在《公平交易》上。在收入政策上，出現了令人有些費解的向右轉。工黨已經完全放棄了它自己的政策，所以沒有必要再談及是否需採取某種“自願”收入政策這樣一個令人煩惱的問題。顯然，雷吉·莫德林對我們沒有提出解決所謂的“工資膨脹”的計劃而感到不滿。事實上，這個競選綱領既迴避了貨幣主義的觀點，也迴避了凱恩斯主義的觀點，只簡單他說：“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是工黨的高稅收，貨幣貶值政策。工黨的強制性工資控制是一個失敗，我們不會重蹈其覆轍。”這種說法看似糊塗，實為明智之舉。

但這又使我們後來遇到一些麻煩。競選期間，高稅收引起通貨膨脹的謬誤論點使中央總部寫了一個短評，而這個短評使工黨後來得以宣稱：保守黨說他們能夠透過減稅來一舉降低物價。

由於新聞界對塞爾斯登帕克飯店會議的大量報導，我們似乎成了能認真地對英國的未來政策進行長遠考慮的政府的替代者。而哈羅德·威爾遜攻擊希思是“塞爾斯登人”又幫了我們的忙，它使我們平添了幾分腳踏實地、善於爭取民眾的右翼政黨的色彩，這對特德的冷淡形象起了沖淡作用，總之，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