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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計劃所需要的一切。這正好趕上在伊斯特本舉行的教育委員會聯合會年會上進行宣佈；報紙用了這樣的標題：“改善破舊小學校的創記錄計劃”。

我一到教育和科學部上班，這就是我唯一優先考慮的工作。由於這一考慮，正如我剛才說的，我不得不作出（至少是不得不接受）關於削減教育開支的決定，這項決定使日子變得異常困難。當時有些學校教室漏雨，裝置簡陋，廁所設在屋外。我認為，70年代不應該再存在這種現象。而且，既然入學兒童“膨脹”的問題已經基本上得到解決（入學高峰是1973年），現在財政上還有些富餘，可以用來改善仍在使用的破舊小學的狀況。

然而，我參觀倫敦南部一所新建學校後，事實向我生動地表明，除磚瓦和灰漿外，教育在其它方面也須作很大改進。帶我參觀的老師顯然是沒有受過正規業務訓練的新手。一位老師告訴我，這所學校裡的孩子看到他們的朋友不得不去附近一所舊學校上學，感到非常沮喪。大部分孩子顯然是事先教好的，都異口同聲表示同意這個說法。因此，當有個孩子站起來發表不同意見時，使在場的老師非常難堪。那個孩子說：“哦，我不同意這個說法。來這裡以前，我念書的那所學校比這裡舊而且小，但比這裡舒適，同學之間更友好，知道別人怎樣看待我們。”隨著時間的逝去，我也愈來愈強烈地認識到了小規模學校的重要性。以後幾年，我還開始考慮，我們大家過去過於注重於“投入”（新的校舍，昂貴的裝置，尤其是越來越多的教師），而忽視了“產出”（教育質量，教學效果和行為標準）。

對教育體制——以及靠它存在的教育機構——中的弊病，我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但說來奇怪，這種看法主要不是靠閱讀發人深思的分析，不是靠與目光敏銳的批評家的辯論，而是透過（幾乎是偶然地）實際接觸學校裡發生的真實情況。

以初等教育為例。沒有人會反對這樣的說法：這最初幾年的學校教育對於一個孩子的成長至關重要。但是究竟應該給這些孩子教些什麼？怎樣教法？前保守黨教育大臣愛德華·博伊爾委託撰寫的普勞德報告，幾乎人人都認為是最有權威的專家意見。它強烈主張小組教學，甚至是一對一授課，不主張以班級為單位講課。我來到教育和科學部時，對這個問題沒有成熟的見解。當時對報告爭議頗多。但我現在懷疑這個報告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把小學引入了歧途。另外，參觀一些小學以後，我的疑問開始出現。我發現，事實上個別孩子常常不參加小組活動，更沒有參加全班教學，基本上是讓他們玩自己的東西（不一定是很有用的東西）。我看到在一間開敞式平面佈置的大教室裡）分成幾個小組的孩子們吵吵嚷嚷，毫無秩序，比較膽小的孩子不知道該幹什麼，甚至受到其他孩子威脅。我回部後告訴部內的建築設計部門不要再鼓勵此類開敞式教室。

我一開始就反對在中等階級和專家中間流行的一種觀點，即認為兒童的最佳學習方式是透過自我發現學到東西。這種信念拋棄了我們這一代的那種學習方式，認為那只是“死記硬背”。事實上，任何一種有價值的教學方式都包括傳授知識、訓練記憶力、運用所學知識以及做到這些所需的自我約束能力。在空談理論的狂熱中，忘記了這些真理。

第五節　學生王子

這時在大學學生會經費問題上出現了新的激動情緒，因此不管對我維護建設小學計劃的讚揚是否合理，這個問題很快淡化消失了。與學校供應牛奶問題上的爭論不同，學生會經費問題主要是左派運動中的強硬派組織的一次運動，因此政治上的危險性較小。但是它極為猖狂，它的矛頭不僅是針對我的。我的女兒，正在倫敦大學學院念法律的卡羅爾，也經歷了一段困難時期。使我感到慶幸的是，她當時住在家裡。

在歐洲和美國，這都是“學生革命”的高漲時期。現在回過頭來看，作為這場運動特點的幼稚馬克思主義和自私自利要求竟然得到如此多的關注，實在是異乎尋常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60年代崇拜青年思潮的發展，那時青年人被認為是透徹理解人類狀況的源泉，於是很多學生希望大家尊重他們的意見。

然而，當時的學生抗議運動根本不是社會進步的先導，它只是一個即將消失的世界現象。大學在60年代增加太快，許多大學的水準下降，傳統特點消失。而且，這種現象正好發生在市場原則退卻的時候，幾乎普遍設想人人都有權得到一份工作，國家也有能力讓每個人就業。因此，這些沒有根基的年輕人既缺乏他們50年代前輩具有的權威，又不具備80年代學生找到一份好工作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