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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宣佈放棄恐怖主義，但我同意、實際是歡迎有機會去參觀一個巴勒斯坦難民營，他們就安排帶我去大馬士革遠郊區的一處難民營。

第二天，我們乘車走了一段很長的崎嶇不平的路到庫內特拉去，這是戈蘭高地敘利亞一邊的最後一個城鎮。它在1974年以色列軍隊撤退時遭到了破壞。甚至據說那裡有一些墓地也遭褻讀，整個城鎮現在成了展示猶太復國主義罪行的陳列櫃。我被告知那裡現在只有一個居民，是個老太太，她拒絕離去並在整個佔領期間都住在那裡。可以想像，我在四處走動的途中偶然遇到了她。

我們在返回大馬士革的旅途中在巴勒斯坦難民營停下來。“難民營”原來在某種程度上是個使用不當的名稱。這是一個有著道路、帳蓬、社交活動廳、商店、醫院和學校的龐大的居民點。我被領著看了一所學校，那裡的孩子們聚集在一個大廳內，由一位女教師非常嚴肅他講課。我想像這是某種祈禱集會，便問我的嚮導那位婦女在講什麼。回答是：“她在提醒這些孩子們說，他們有幸來到這所學校是因為他們的父母雙親中至少有一個已被猶太人殺害。現在我明白了為什麼這所學校取名為”烈士學校“。

那天晚上在我回來後在總統的舒適但又樸素的住宅裡同他共進晚餐。他顯然具有高度的智慧，而且具有明確的目標。雖然他給我的印象很深，但幾乎沒有什麼一致的意見。我們談論了阿拉伯國家打算提出一項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安理會決議草案。在我看來，為了認真負責地制訂這項決議而不至於招來美國否決的話，可以提出很多建議。但是當然我不可能知道敘利亞總統在這件事情上的真正目的是什麼：由於敘利亞總的立場是反對同以色列進行和平談判，那麼否決一項非常親巴勒斯坦的決議比透過一項不太親巴勒斯坦的決議可能使他感到更加高興。總之，很明顯，那時他真正全神貫注的是黎巴嫩內戰，因為他一再堅持說敘利亞永遠也不會容忍黎巴嫩被瓜分。幾個月以後當敘利亞軍隊以武力在那裡進行干預時我並不感到驚訝。但是奇怪的是，我覺得我們之間已經建立起某種互相尊重的關係。他和我一起走到花園大門那裡並且開玩笑地問道，我是否被來自附近清真寺的禱告時間報告人很早就叫醒了。我說，“不，我起床比毛拉們要早。”

我在埃及和敘利亞兩國曾經試圖成為完美的外交家，但是在大馬士革舉行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向我提出的問題使我覺得我需要更直率些。阿拉伯記者團的成員追問我英國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態度，要求知道我們為什麼不承認它。由於剛剛參觀過難民營，我陳述了上述的不偏不倚的政策，但是我痛譴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恐怖主義，並且說，除非是以法律而不是以暴力為基礎，否則你就不可能獲得國家之間的和平。他們對此表示異議。這又激起了我的情緒，我提醒他們說，如果他們不是得益於某種法治的話，他們就沒有提問的自由。我還說我根本不同意聯合國大會透過的反猶太復國主義決議，該決議把猶太復國主義描繪成為一種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一名新聞記者尖銳地提醒我說，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集團也從事過恐怖主義行動。我是完全瞭解這一點的。我這一年齡的英國人都記得非常清楚，在1947年7月有兩名來自利物浦的陸軍中士被伊爾根絞死，他們的屍體還被用來設定圈套。但是一種恐怖主義行動不能證明另外一種恐怖主義行動是對的。當時有些人認為這種直率的講話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外交失言。這對我無關緊要，因為我非常重視原則。實際上，這不久就對我很有好處。

3月間我第三次去以色列訪問。我早些時候的會見之一是同前總理果爾達·梅厄的會見，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她還在位。我對她懷有極大的尊敬，而且也許作為政界的另一名婦女，我特別理解強硬與溫柔這個奇怪的混合物，它使她有時表現得像慈母一般，有時則又很威嚴。她對於和平的前景極度悲觀，並且對敘利亞人特別擔心。她說我在大馬上革批評巴勒斯坦恐怖主義的講話很勇敢並熱烈地祝賀我。她也強烈地贊同我關於蘇聯威脅的講話，她討好地把這個講話同索爾仁尼琴的言論聯絡起來。在她看來西方遠非足夠強硬。

我發現我關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評論已對我與之談話的其他以色列政治家產生了類似的印象。這時和在以後作為首相的訪問中，我在譴責恐怖主義方面沒有退縮不前，我一貫維護以色列安全生存的權利。這些事實允許我坦誠地、然而是作為一個朋友對以色列人說話。在我同梅厄夫人以及後來同外交部長伊加勒·阿隆、國防部長西蒙·佩雷斯和總理伊扎克·拉賓的討論中，我傳達了我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