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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階段。在幾年內，該聯盟將導致現代歐洲創始人在上次大戰後所夢想要建立的歐洲合眾國。

另一方面，“在這一聯盟中所作出的決定要儘可能地接近公民”這一用語，加上英國堅持從早期條約草案中去掉“聯盟目標”這一用語，使英國政府有藉口申稱，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確將權力下放到了向各國議會負責的各國政府。“輔從”原則中利益的混亂同樣來自英國政府想給予人們一個印象，即“馬約”是一個自由化的而不是集權的措施。的確，“馬約”在羅馬條約中增添了新的3b條：

在不屬於它專管的領域，只有當會員國不能有效地實現它們計劃行動所要達到的目的，而共同體由於這一計劃行動的規模或效果能更好地實現這一目標，那麼，它將根據“輔從”原則採取行動。

歐洲法院前院長曾明確地把這一段措詞說成是“冗長的費解”。歐洲委員會以往的行為使人們沒有理由相信它會約束該機構的活動。首先，委員會自己決定根據“輔從”原則決定某件事情是否要移交給各國政府。實際上，要在歐洲法院內實施這一規定是非常不大可能的。不管怎樣，在屬於共同體“專管”的那些領域，也不會實施這一規定，從而在共同體法律中的廣大領域，如大多數內部市場措施和許多社會條款，都不可能實施這一規定。任何人仔細和聰穎地閱讀了這一條約後，都會看到科爾總理對它的解釋要比英國政府的解釋準確得多。也許這是為什麼開始時如此難以得到馬斯特裡赫特條約全文的原因，也是為什麼對它進行解釋時更願意使用籠統的用語和口號。

事實上，想把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描繪成與它相反的東西，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只有當保守黨內反對聯邦主義的議員感到有必要支援首相時，他們才支援了這一條約，因此，辯論的真正焦點是英國到底得到了什麼“例外權”。實際上，把“馬約”說得最好，也只能說它不完全適用於我們。不幸的是，一點也不清楚，在法律上或實踐中這些“例外權”對於我們會產生什麼效果。

記得在1996年夏季，當約翰·梅傑和我在討論如何抵擋要求實行經濟和貨幣聯盟的壓力時，我已經準備好其他11國政府會透過談判為經濟貨幣聯盟制訂另一個條約。在這種情況下，當較窮的國家看到根據反映它們經濟情況的貨幣將會失去競爭能力時，德國與法國最後可能會支援它們堅持要求得到的所有地區補購。我也曾想到，在談判中可以利用德國人的擔心，因為他們害怕在轉向單一貨幣而逐漸放棄德國馬克後會削弱他們的反通貨膨脹政策。如果我們要使我們共同體的夥伴們在令它們三思的嚴酷的現實面前急剎車，首先，我們必須準備使用我們的否決權，並且要使對方知道我們準備這樣做。如果當時真的使用了這一策略，事態會如何發展，現在當然無法說清。但儘管會有歇斯底里的咒語，沒有任何實際的理由擔心我們會被“孤立”。我們可以根據當時條約的安排，繼續從單一市場受益，當然同時得容忍共同農業政策以及歐洲法院的侵襲。只是在保守黨驚慌失措的議員們的胡思亂想中才存在著徹底垮臺的事。

至於約翰·梅傑的方法，其問題在於，雖然它開始時贏得了喝彩，但基本問題卻未得到解決。在此情況下，我們可能會不再去為我們關於共同體的另一種想法去爭取支援，而去附和一個並不適合我們的、新的歐洲框架，同時又得依靠一些特別例外權，而這些例外權最終又要有賴於其目的與我們非常不一致的那些人們與機構的良願和公正。正如可提出證據加以證明的那樣，由於我們接受了有關這一聯盟未來方向的一些重要原則，這一做法的改變的確使我們的地位惡化了。例如，由於接受了條款A和條款B中確定的總的目標，就使得英國今後更難以為自己對歐洲的看法提出異議。

後來表明，英國透過談判成功地取得了兩項特別的例外權。第一項同意英國可以不遵守《社會憲章》中有關工作地點與工會權的規定；第二項允許我們不加入貨幣聯盟的第三階段，也即最終階段。政府抵制了社會方面的條款是絕對正確的，因為它們會增加工商企業的費用、減少靈活性與競爭性，並且破壞了就業機會。但是這些例外權僅與新條款有關，而不涉及經過《單一歐洲檔案》修改過的《羅馬條約》中的其他社會政策指令。這仍然能使德國和法國透過後門將它們高的社會成本強加在英國頭上。1993年6月的“工作時間”指令就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例子，它規定每週最多可工作48小時，這的確成為了一個具有考驗性的案例。它作為“健康與安全”措施被列入第118a條中。需要得到合格的多數票透過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