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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財政大臣。事實果然如此。我被任命為羅伯特·卡爾的副手，專門負責財政法案，我還被任命為指導委員會成員。我的一些朋友為我沒有得到更重要的職務而惱火。但是，從那些年我跟隨伊恩·麥克勞德做財政法案的工作的經驗來看，我知道這個位置最能發揮我的才能。當時特德和我都沒有料到在後來的3個月裡，我的這個職位是多麼重要。影子內閣改組總的來說表明特德的政治地位不穩固。愛德華·杜坎拒絕加入影子內閣，因此，它對黨內右派不再有吸引力，而其中有些人特德至少需要爭取過來。新加進來的蒂姆·雷森和尼古拉斯·斯科特多少有些左的傾向，儘管很能幹，但不是政治份量很大的人物。

11月7日星期四，就在影子內閣改組的當天，後座議員委員會執委會全部成員，包括愛德華·杜坎，都重新當選。這對特德是個壞訊息。領袖競選在所難免了。他給愛德華寫信說，他現在願意討論修改選舉黨的領袖的程式問題了。從這時起，趕在其他候選人可能發動有效的競選運動之前儘早結束這次選舉，可能對特德有利。

這時，我開始參加由尼克·裡德利於1972年組成的“經濟問題聚餐小組”的聚會。小組主要包括像約翰·比芬、喬克·布魯斯—格丹、約翰·諾特等主張健全的貨幣政策的人。我埋頭於我的新職務的具體工作中。這時從事這項工作是帶有挑戰性的，因為11月12日星期二，丹尼斯·希利提出了一份季度預算。預算對工業中迅速出現的問題作出了驚慌失措的反應，其中包括營業稅額削減7。75億英鎊（6個月以前剛剛新增了4。95億英鎊的新營業稅），還停止了對國有化企業的某些補貼。特德在還擊時，保守黨後座議員的驚訝聲不絕於耳。他批評了財政大臣使國有化企業產品的價格上升到市場價格的水平。他的話根本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好處。

下一個星期四我的機會來了，我在預算辯論時代表反對黨發言。我事先作了準備，將工黨過去的宣言與它現在的行動進行了對比。我的演講中有些內容是技術性的、具體的，這是必要的。但是，我對那些插問的回答贏得了後座議員們的歡呼和支援。哈羅德·利弗（沒有他，工黨在經濟上可能更加愚蠢無能）在我演講不久就打斷我，糾正我引用的他過去的觀點。對此我進行了直接答覆。在一陣陣歡樂聲中，不少歡樂來自這個出身富裕，精明狡黠的商人自己，我答覆說：“我總覺得我永遠比不上財政部的他［利弗］，因為獲取金錢的方法有4種：賺錢、掙錢、與有錢人結婚和借錢。他似乎在這4方面都有經驗。

在另一問題上，我被大為激怒的丹尼斯·希利打斷。當時我引用《星期日電訊報》報道他的話說：“我從來不存錢，一有錢就出去給家裡買些東西。”丹尼斯·希利極為憤怒，所以我很愉快地退了一步（聯絡這樣的事實即像其他社會主義政治家一樣，他有他自己的鄉間別墅）說：“我很高興我們瞭解這樣的事實，財政大臣是一位樂意存錢的好手。我知道他主張在保守黨居住的好地盤上購置房產。”

沒有人說下議院的答辯必須敏銳機智才算有效。但這場問答振作了保守黨議會黨團搖搖欲墜計程車氣，我本人的名聲也大大提高了。

就在這時，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作為霍姆勳爵已經回到了上議院。他同意主持審議選舉領袖的程式。11月20日星期三，我收到了傑弗裡·芬斯伯格的簡訊。他是我鄰座的議員，也是我的朋友。他的信說：“如果你競選領袖，很可能獲勝——就我來說，我希望你成為候選人，我會盡我所能幫助你。”可是我仍然沒有看到這種可能性。在我看來，雖然基思因埃奇巴斯頓演講而引起了軒然大波，我們的候選人還必須是他。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下議院的辦公室裡埋頭研究那份財政法案，電話鈴響了。是基思，他想看看我是否在，他有話要過來對我說。他進門的一剎那我就感到了事情的嚴重。他說：“我很遺憾，我確實不能競選了。自從我作了那次講話以後媒體就把我的房子圍住了，他們一點情面都不講。海倫（他的妻子）受不了啦，我已決定實在不能作候選人了。”

他的情緒明白無誤，他已經下定了決心。我快要到了絕望的邊緣。我們不能就這樣把保守黨和整個國家丟給特德牌的政治而不顧。我聽到自己在說：“基思，是這樣，如果你不打算競選，那我就參加競選，因為總得有一個代表我們觀點的人出來競選。”

不必再多說什麼了。我的腦子裡已是一片混亂，我不清楚我得勝的機會如何。我對競選領袖的事一無所知。我只好暫時把這一切丟在腦後而繼續集中精力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