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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為共產黨政府內務部參事。

其二：

“任命包惠僧為國務院參事。總理周恩來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在成為國務院參事之後，包惠僧的心境好了些，從“不敢寫”到開始寫回憶文章。他的筆名“棲梧老人”，出現在《新觀察》上。

筆者問謝縉雲，“棲梧”兩字的含義是什麼？她答道：“包先生從澳門回到祖國大陸，覺得新中國如同一棵茂盛的梧桐，而他只是飛來棲息其間的一隻小鳥。這筆名也反映出他的自卑心理。”

筆者又問及“惠僧”兩字的來歷，謝縉雲說出了鮮為人知的原因：“他本叫包悔生。跟董必武初識之後，董必武給他寫信，寫成了‘包惠僧’。後來，他乾脆就改用‘包惠僧’——以至現在流傳於世的名字，就叫‘包惠僧’。”

一九五七年，包惠僧曾在國務院黨外人士鳴放座談會上，說過一些話。反右派之後，他沉默了一段時間。

他晚年的主要貢獻，是為後人寫下了近百萬字的回憶錄。他當過記者，又參加過中國共產黨“一大”，而且參與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七月前的一些重要活動，因此他的回憶錄富有史料價值。尤其是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他和張國燾兩人是留下回憶文字最多的。雖然因事隔多年，包惠僧的回憶有一些不準確的地方，而且又明顯地迴避了某些問題，但他畢竟還是盡力做好這項工作——這是毛澤東關照中宣部讓他做的工作。

在“文革”中，包惠僧受到了衝擊。國務院參事室人員複雜，各種來歷者都有，有人貼了他的大字報。一個拄柺杖的參事，甚至用柺杖打了包惠僧的右腿。他病倒了，躺在家中。

掃“四舊”的風聲正緊。在極度的痛苦之中，包惠僧生怕惹事生非，叫子女把陳獨秀寫給他的一百多封信，付之一炬！他原本是非常珍惜這些信件的，曾一一裱糊，裝訂成冊，封面上題《陳仲甫先生遺墨》，還特地寫了前言，以作永久儲存。這些信化成了灰燼，再也無法重新得到了……

他在病中熬過了那苦難的十年，心臟病不時發作。

一九七一年，大夫發現他的肚臍附近有個瘤，診斷為“腹主動脈瘤”。雖然大夫建議做切除手術，但他和家屬考慮到他年事已高，身體衰弱，未動手術。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八十五歲的包惠僧早上起床後說腰痛，叫家屬到北大醫院去拿了點藥。下午，他在家看檔案。那時，全國政協開會，發了許多檔案。

吃過晚飯後，他看電視。那天播映的是電視劇《伽利略傳》。他覺得很枯燥，看不下去。於是，邀老鄰居三人，在客廳打撲克。打到九點多，他忽然把撲克牌一甩，說腹部不舒服。他朝臥室走去，往床上一倒，就再也沒有起來。

他臉色煞白。那是因為腹主動脈瘤破裂，大量失血。

家屬一連打了八次電話，大夫終於趕來。做工人呼吸，無效。夜十時四十分，包惠僧離世。

在他去世之後，他所留下的大量回憶錄手稿，由人民出版社編輯、整理，夫人謝縉雲協助，於一九八三年出版，全書三十二萬字。書前所載他的照片，雙眉緊鎖，據他的女婿說，是在家門口為他拍的。

第八部分：錘鍊張國燾凍死於加拿大養老院

在毛澤東病逝之際，從加拿大多倫多的老人病院裡，發出一聲長嘆：“我們都年華消逝！”

這位老人中風在床，已是風中殘燭，自知剩下的時光不多。他說：“我像毛澤東一樣，是個總歸要死的人，而死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罷了。”

此人便是張國燾，比毛澤東小四歲。

張國燾晚景淒涼。一九六八年，他和妻子楊子烈雙雙住進加拿大多倫多養老院，仰仗一點微薄的養老金打發殘年……

在中國共產黨“一大”會議上，二十四歲的北大哲學系學生張國燾非常活躍，當上了大會主席，當上了第一屆組織主任。

會後，張國燾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

一九二二年七月，在中國共產黨“二大”會議上，他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兼中央組織部長。

此後，張國燾極其激烈地反對馬林關於國共合作的戰略。在中國共產黨“三大”會議上，雖然他出席了，但是落選了——他被擁護馬林戰略的毛澤東所代替。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兼中央局秘書，旋任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部長。另外，張國燾在黨內組織小集團，也受到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尖銳批評。

他意識到再堅持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