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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中央總書記。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蔣介石以“危害民國罪”逮捕了陳獨秀——儘管他是“反對派”的總書記，但在蔣介石看來，仍屬“危害民國分子”。

一九三三年四月陳獨秀受到了國民黨政府江蘇省高等法院公審。當審判長問他：“何以要打倒國民政府？”陳獨秀慷慨陳詞，提出三條理由：

“（一）現在國民黨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無發言權，即黨員恐亦無發言權，不合民主政治原則。

“（二）中國人民已窮至極點，軍閥官僚只知道集中金錢，存放於帝國主義銀行，人民則困苦到無飯吃，此為高麗（引者注：即朝鮮）亡國時之現象。

“（三）全國人民主張抗日，政府則步步退讓。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濟。至所謂長期抗戰，只是長期抵抗四個字，始終還是不抵抗。

“根據以上三點，人民即有反抗此違背民主主義原則與無民權實質政府之義務。”《陳獨秀案開審記》，《國聞週報》第十卷第十七期。

第八部分：錘鍊陳獨秀悽風冷雨病歿江津　2

他的老朋友章士釗，擔任他的義務辯護律師。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國民黨政府最高法院終審判決，判處陳獨秀有期徒刑八年。

在獄中，陳獨秀有兩個大書架，放著經、史、子、集，他埋頭於鑽研《說文》。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經胡適和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保釋，陳獨秀得以出獄。

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一文中，回憶了一段重要史實：

“陳出獄後，暫住在他友人家中。他說，董老（引者注：即董必武）銜中國共產黨中央之命，曾去訪問他一次，多年未晤，談得很長。董老勸他，應以國家民族為重，拋棄固執和偏見，寫一個書面檢討，回黨工作。他說回黨工作，固我所願，惟書面檢討，礙難遵命。……”

出獄後，陳獨秀離開南京，在武昌雙柏巷租了三間平房暫居。他的老朋友、當年北京大學教授王星拱，此時是武漢大學校長，有意聘他在武漢大學任教。他以“我所學亦無以教人”為理由謝絕了，在一九三八年七月由武漢入川，來到重慶。重慶是個繁華熱鬧的所在，已是貧病交加的他，在那裡只住了一個月便深感不適。於是，帶著老母（繼母謝氏）和第四次結合的妻子潘蘭珍（在高曉嵐、高君曼之後，陳獨秀還曾與施芝英同居多年），避居於離重慶一百八十里水路的小小的江津縣城。

在江津，陳獨秀的母親去世，他“心緒不佳，血壓高漲，兩耳日夜轟鳴，幾於半聾”。生活困苦的他，身體日衰。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老友包惠僧前去看他，使他十分喜悅。但陳獨秀當夜發病，醫治無效，於五月二十七日病逝，終年六十四歲。

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在《“七大”工作方針》一文中，對陳獨秀曲折多變的一生，作出了公允的評價：

“關於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我說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做過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陳獨秀則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確的言論，但是他創造了黨，有功勞。普列漢諾夫以後變成了孟什維克，陳獨秀是中國的孟什維克。……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

另外，毛澤東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學習組關於《如何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的講話中，也談及陳獨秀：

“在五四運動裡面，起領導作用的是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雖然不上街，但是他們在其中奔走呼號，做了許多事情。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文匯報》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

陳獨秀去世之後，安葬在江津縣大西門外鼎山。

一九四七年，陳獨秀三子陳松年遵其遺囑，把陳獨秀的棺木從四川江津遷回故鄉安徽安慶市，安葬在北郊十里鄉林業村，與元配高曉嵐合葬。通往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