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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三年秋，李達正式脫離了中國共產黨。據李達自述，原因有三：

一、當時黨內的人多注重實際，不注重研究，並有“要求馬克思那樣的實行家，不要求馬克思那樣的理論家”的警句。李達自認為對革命實際工作不夠積極，但為革命做理論研究與傳播，即是對黨的貢獻。

二、對中國共產黨“三大”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以求建立各民主階級統一戰線的方針“想不通”，“不願意做國民黨員”。

三、不堪忍受陳獨秀的家長制作風。

李達脫離中國共產黨，是他一生中的憾事。不過，他脫離中國共產黨的原因，與陳公博、周佛海截然不同。

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漢口《國民日報》曾刊載湖南李達宣告“鄙人脫離共產黨已有四年”。因此，李達脫離中國共產黨的時間，確實在一九二三年秋。

李達是學者型人物。他脫離中國共產黨之後，在湖南大學擔任教授，主講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一九二六年六月，他的哲學專著《現代社會學》出版。

一九二六年北伐軍攻克武漢，應鄧演達之邀，李達出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代理政治總教官、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編審委員會主席。

一九二七年三月，李達又受毛澤東之聘，在毛澤東主辦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教。

雖然李達已脫離中國共產黨，但是一九二八年的《湖南清鄉總報告》仍稱李達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學教授，著有《現代社會學》，宣傳赤化甚力”。

此後，他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廣西等地的大學裡任教，仍教唯物主義哲學。

一九三○年夏，李達在上海參加了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

他埋頭於著述，寫出三部重要理論著作，即《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經濟學大綱》、《社會學大綱》。這三本書，毛澤東都仔細讀過，其中《社會學大綱》讀了十遍！

他在著書、教書中，度過那漫長、孤寂、艱辛的歲月。他稱這些日子中，他在“守寡”。

一九四八年初，李達忽地收到中國共產黨華南局轉交的一封毛澤東的信，使他歡呼雀躍。那是一封用暗語寫成的非常巧妙的信：

“吾兄系本公司發起人之一，現公司生意興隆，望速前來參與經營。”王元慎：《此身莫向溝中殞——李達與毛澤東》，《中華英烈》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這“本公司”，顯然是中國共產黨的代稱。毛澤東仍記掛著這位“本公司發起人”。

李達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深夜離開長沙，先去香港，再坐船北上，抵達天津，終於在五月十四日到達北平。毛澤東派人在車站迎候他的光臨。

五月十八日，毛澤東在香山家中與李達長談。他仍稱李達為“鶴鳴兄”。

經劉少奇介紹，毛澤東、李維漢、張慶學等作為歷史證明人，李達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經中國共產黨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結束了“守寡”的日子。

李達仍希望從事教育工作。這樣，他先是被任命為湖南大學校長，後來調往武漢大學任校長。

李達寫出了《〈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兩書，宣傳毛澤東思想。

中國共產黨那位“理論權威”康生，深知李達與毛澤東的密切關係。一九五八年，康生來到武漢大學時，拉著李達的手，甜蜜蜜地說：“李達同志是我的老師，我是他的學生。”

可是，在“文革”大幕拉開之後，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生卻在高等教育部接見群眾，宣稱：

“現在清楚了，李達開除了黨籍，他是叛徒，對毛主席是刻骨仇恨的，他們有那麼一幫……”

林彪也點了李達的名。

於是，李達變成了“李三”，在七鬥八斗中被摧殘而死。

一九八○年，中國共產黨為李達平反昭雪。

第八部分：錘鍊董必武“九十初度”而逝

董必武“九十初度”而逝

九十光陰瞬息過，

吾生多難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親歷，

一代新規要漸磨。

徹底革心兼革面，

隨人治嶺與治河。

遵從馬列無不勝，

深信前途會伐柯。

這首《九十初度》，寫於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這天是董必武九十虛歲生日。他正在病中。

就在他寫完這首詩的幾天之後，病情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