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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四大金剛”、向沈玄廬募捐，拿到一點錢。

刊物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下旬開始籌辦，定於十月十日出版創刊號，取名《雙十》——因為辛亥革命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發，稱為“雙十節”。據夏衍回憶：“第一、二次集會的時候，我記得宣中華沒有參加，但是《雙十》出版之後，俞秀松和宣中華就明顯地成了這個小刊物的領導人。俞秀松，諸暨人，比我大一歲，但比我們這些人老練得多，最少可以說，他和宣中華兩個，已經不單是反帝的愛國主義者，而是明顯的受過十月革命洗禮的鬥士了。”夏衍：《懶尋舊夢錄》，三聯書店一九八五年版。

第四部分：初創“S。Y。”和它的書記俞秀松　2

《雙十》出了兩期，編者們便不滿足於“中華民國”了。他們轉向激進，俞秀松提議把刊名改為《浙江新潮》。俞秀松親自寫了《發刊詞》，表明了這群二十歲的熱血青年們的熱望：“第一種旨趣，就是謀人類——指全體人類——生活的幸福和進化。”“第二種旨趣，就是改造社會。”“第三種旨趣，就是促進勞動者的自覺和聯合。”“第四種旨趣，是對於現在的學生界，勞動界加以調查、批評和指導。”這班“小青年”的活動能力倒頗大，從報紙中縫所載“本刊代派處”便可見一斑：廣及上海、黑龍江、湖南、湖北甚至日本，內中既有“上海亞東圖書館”，也有“長沙馬王街修業學校毛澤東君”，均為這張小小的報紙的“代派”，亦即發行。《浙江新潮》第二期上，爆炸了一顆“原子彈”，使杭州城地動山搖。

《浙江新潮》第二期登了施存統寫的《非孝》。

施存統又名施復亮，與俞秀松同齡，是浙江“一師”販賣部的負責人。他事母甚孝，但對父親的殘暴甚為反感，於是有感而發，寫了《非孝》。孝，向來是“忠孝節義”的封建道德的四大支柱之一。這篇《非孝》一出，當即一片譁然。

浙江省省長齊耀珊、教育廳長夏敬觀這批“大人物”都披掛上陣，指責這小小的刊物《浙江新潮》倡導“非孝、非孔、公妻、共產”。由於刊物上註明“本社通訊處由浙江杭縣貢院前第一師範轉”，而“大人物”們本來就視“一師”為眼中釘，因此藉此發難，要撤辦校長經亨頤，驅逐“四大金剛”。在學潮中，宣中華這位俞秀松的同鄉，被選為杭州學生聯合會理事長，領導學生們罷課，反抗浙江反動當局。

《浙江新潮》才出了兩期，便被警察封存。當時在北京的陳獨秀，敏銳地注意到二十歲的俞秀松所主編的小報《浙江新潮》，在一九二○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二號上，發表一則隨感，深為讚賞，全文如下：

隨感錄七四

《浙江新潮》——《少年》

《浙江新潮》是《雙十》改組的，《少年》是北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少年學會”出版的。《少年》的內容，多半是討論少年學生社會的問題。很實在，有精神。《浙江新潮》的議論更徹底，《非孝》和攻擊杭州四個報——《之江日報》、《全浙公報》、《浙江民報》、《杭州學生聯合會週報》（引者注：這篇“攻擊”文章署名“沈宰白”，即沈端先，亦即夏衍）——那兩篇文章，天真爛漫，十分可愛，斷斷不是鄉愿派的紳士說得出來的。

我讀了這兩個週刊，我有三個感想：

（一）我禱告我這班可敬的小兄弟，就是報社封了，也要從別的方面發揮《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續和“窮困及黑暗”奮鬥，萬萬不可中途挫折。

（二）中學生尚有這樣奮發的精神，那班大學生、那班在歐美、日本大學畢業學生，對了這種少年能不羞愧嗎？

（三）各省都有幾個女學校，何以這班姐妹們卻是死氣沉沉！難道女子當真不及男子，永遠應該站在被征服的地位嗎？獨秀

陳獨秀確實有眼力，看出了《浙江新潮》“這班可敬的小兄弟”的勇氣和銳氣。果真，《浙江新潮》的主編俞秀松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勇將；另一主編宣中華後來受到列寧接見，也是中國共產黨骨幹，於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第五日死於龍華；《非孝》作者施存統亦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角色；至於“那兩篇文章”的另一作者夏衍，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電影界地下工作的組織者、領導者。

《浙江新潮》在浙江被禁，俞秀松想在上海印第三期，但到了上海未能辦成。正巧，看到報載少年中國學會王光祈在北京發起“工讀互助團”的啟事，便在一九一九年底來到北京。

俞秀松在北京大學見到了陳獨秀，並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