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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太雷最後說：

“在必然到來的世界革命中，中國豐富的資源和偉大的力量是被資本家用來同無產階級作鬥爭呢，還是被無產階級用來同資本家作鬥爭，那就要看中國共產黨，主要是看共產國際的支援如何而定了。”

他高呼：

“世界革命萬歲！”

“共產國際萬歲！”

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正式代表，第一回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發言——雖然在共產國際“一大”時，有劉紹周、張永奎參加；在共產國際“二大”上，有劉紹周、安恩學列席。出席“一大”，劉紹周、張永奎所代表的是“旅俄華工聯合會”；出席共產國際“二大”，劉紹周、安恩學代表的是“俄國共產黨華員局”。

在如此莊重、宏大的會議上，卻不見那位在共產國際“二大”上被選為執行委員的馬林。

馬林哪裡去了呢？

如同本書第一章所描述的，他成了出現在奧地利的神秘人物。他在那裡轉往中國，執行列寧交給他的任務——幫助中國正式建立共產黨……

第六部分：聚首密探監視著來到上海的馬林

馬林，這個來頭不小的“赤色分子”一九二一年四月在奧地利維也納被捕又獲釋之後，成了各國警方密切注視的目標。

馬林離開維也納南下，登輪船經過地中海，透過蘇伊士運河，經紅海、印度洋，朝西進發——他走的是一條與維經斯基、張太雷、楊明齋、俞秀松、瞿秋白不同的路線。維經斯基他們走的是上海—北京—哈爾濱—滿洲里—赤塔，然後沿西伯利亞大鐵道，經伊爾庫茨克、鄂木斯克、秋明，抵達莫斯科。這條陸路，不知多少俄共（布）和中國共產黨黨員來來往往，人稱“紅色絲綢之路”。

馬林與眾不同。他不是俄共（布）黨員。他是在一九二○年八月，直接受命於列寧。他是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而維經斯基來華時是俄共（布）的代表。作為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馬林的職務遠遠高於維經斯基。

由於種種耽擱，馬林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動身來華。他實際上正是繼續維經斯基離華之後尚未完成的工作，然而，他與維經斯基卻未曾見面，彼此之間沒有交接。他甚至沒有去過伊爾庫茨克。

馬林來華是列寧向共產國際推薦的。列寧在推薦書上寫道：斯內夫利特（即馬林）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去中國，他的任務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裡建立共產國際的辦事機構。同時，責成他與中國、日本、朝鮮、東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賓建立聯絡，並報告它們的社會政治情況。

列寧的推薦書的內容，原是馬林來華之後，在一九二二年五、六月間寫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中提到的。這份報告共十三頁，用德文寫的，當時馬林在荷蘭。當他把報告寄往莫斯科時，荷蘭中央情報所截獲了這一郵件。如今，這一檔案儲存於荷蘭司法部檔案處之中！在這份報告裡，馬林詳細寫及他在中國的一系列活動……

正因為馬林早已引起警察的注意，所以他在途經科倫坡、巴東、新加坡、香港時，都受到了嚴格的檢查。

儘管如此，馬林在路過新加坡時，還是秘密會見了正在那裡的印尼共產黨人巴爾斯和達爾索諾。

馬林尚在途中，荷蘭駐印尼總督府一等秘書分別於五月十七日、五月二十六日、五月二十八日三度致函荷蘭駐滬代理總領事，密報馬林行蹤，並寄去了馬林的照片。荷蘭外交大臣也於五月十八日致函荷蘭駐華公使，要求公使“將荷蘭危險的革命宣傳鼓動者出現在遠東的情況通報中國政府”。

最為詳盡的，要算是荷蘭駐滬代理總領事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日致荷蘭駐華公使的信：

“不久前，荷屬東印度政府電告，謂被從殖民屬地驅逐出境的共產黨人斯內夫利特已乘‘英斯布魯克’號汽輪（原名‘阿奎利亞’號）從新加坡來上海。稍後幾日，其同黨和支持者巴爾斯亦偕妻動身來滬。……

“‘英斯布魯克’號將於六月初抵滬。……

“此間，我已將他們即將來滬一事通知各捕房。

“鑑於我認為目前尚無理由對此三人立即採取行動，而應首先弄清他們的行動計劃是否屬實，因此我已請各有關捕房採取必要的措施，對他們保持監視。”

也就在這一天，荷蘭駐滬代理總領事致函上海工部局，通報了斯內夫利特和巴爾斯這兩名“共產黨人”正在前往上海，務必“密切注意他們的行動”。他還同時“通知中國警察界和公共租界捕房”。

六月三日，義大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