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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結識了羅章龍，羅章龍介紹他認識了那位來自俄國海參崴的漢學家鮑立維教授。鮑立維剛來中國時，先是住在天津“特別一區”。這位教授跟俄共（布）有著許多聯絡。

北京的華俄通訊社招聘工作人員，張太雷去應徵，為這家通訊社做些翻譯工作，跟俄共（布）有了更多的聯絡。

一九二○年四月，當維經斯基率“記者團”來到北京。經鮑立維介紹，張太雷去北京拜晤了維經斯基。維經斯基用英語跟他交談，非常欣賞這位風度瀟灑、英語流利、精力充沛而又堅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青年。

張太雷成了當時活躍的“三張”之一。不過，張國燾、張申府還只是奔忙於北京—上海之間，而張太雷則在天津—北京—上海之間頻繁往返。

一九二○年六月，已經在北洋大學畢業的張太雷趕往上海。在那裡，他參與了陳獨秀、維經斯基籌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工作。當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時，他也參與其事。

不久，他又來到北京，參與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立。接著他加入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

回到天津，他籌建了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擔任書記。他起草了中國第一個團章：

1）宗旨——研究和實現社會主義。

2）方法——①幫助工人組織起來，並對工人進行教育工作；②調查工人的狀況；③散發文獻書籍；④基礎的宣傳鼓動；⑤組織討論；⑥出版文獻讀物；⑦邀請名人演講；⑧組織研究社會主義；⑨協助組織罷工。

3）一切人，不分民族和身份，均可成為天津共青團團員：①學生，②工人和農民，③人力車伕，④鐵路工人，⑤搬運工人，⑥店員，⑦士兵，⑧經大多數團員贊成的所有同情者，都可以被接受為團員。

4）加入天津共青團組織需由兩名或兩名以上團員介紹。

第3條中說到的“士兵”，由兩人介紹可被吸收入團；而凡為“同情者”，須得大多數團員的同意才能被接納。

5）開除團籍——如果某個團員作出了危害其他團員的行動，或是發生了不道德的行為，那麼，根據兩名或兩名以上團員的呈報，經大多數團員同意，他就要被開除出團。

6）經費由團員自願捐獻。

7）執行機構為書記處或各小組的代表、工人狀況調查委員會、社會主義研究部。各部門負責人每月選舉一次。

8）會議時間——例會定為每星期一次。

9）補充條款——修改本章程，需有三名團員提議，由全體大會透過。轉引自舒米亞茨基，《中國共青團和中國共產黨歷史片斷——悼念中國共青團和共產黨的組織者之一張太雷同志》，《革命的東方》一九二八年第四、五期合刊，莫斯科出版。

一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夜，張太雷興奮地跟一位路過天津的朋友，用常州話談到夜深。

這位朋友斯斯文文，一副金絲邊框眼鏡後閃爍著精明聰慧的目光。他跟張太雷有著同鄉、同窗之誼，比張太雷小一歲。此時的他，初出茅廬，後來他的大名震撼中國——瞿秋白！

瞿秋白是以北京《晨報》記者身份，在一九二○年十月十五日獲得遠東共和國派駐北京的使節優林的簽證，獲准前往蘇俄採訪，成為中國第一個訪問紅色蘇俄的記者（日後他寫了《赤都心史》）。

雖然後來瞿秋白取代了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不過此時的瞿秋白還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只是明顯地傾向於共產黨罷了。

瞿秋白在天津逗留了兩天，然後由張太雷送他登上北去火車，經哈爾濱進入蘇俄。路過哈爾濱時，瞿秋白“無巧不成書”，竟在那裡遇上參加過共產國際“一大”、“二大”的劉紹周。當時，劉紹周隨張斯代表團回來，正在哈爾濱。只是劉紹周竟不知道中國各地已經有了中國共產黨組織，以至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也沒有出席不久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一大”……

送走了瞿秋白，過了一九二一年的春節（辛酉年正月初一為一九二一年二月八日），張太雷忽接李大釗的通知，馬上趕往北京。

在北京飯店，張太雷見到了從廣州回來的維經斯基。張太雷獲知，經維經斯基和陳獨秀、李大釗商議，決定派他前往伊爾庫茨克工作。

於是，張太雷和維經斯基的“記者團”同行。這時，原先與維經斯基一起來華的俄共（布）黨員楊明齋仍在上海。張太雷也就成了“記者團”離華時的翻譯。

第六部分：聚首共產國際“三大”在克里姆林宮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