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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時候，還遇到了張國燾——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後來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加入了三K黨［！！！］；段錫朋，現在在南京當教育部次長。也是在這裡，我遇見而且愛上了楊開慧。她是我以前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的女兒。在我的青年時代楊昌濟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後來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長，我的思想越來越激進。……”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一二七頁，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版。毛澤東用這樣一句話，概括了他在北京大學時的收穫：“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毛澤東有了工作之後，有了收入，就搬到北京大學附近的景山東街三眠井衚衕七號一間普通的民房裡，跟蔡和森、羅學瓚、張昆弟等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毛澤東也去拜訪了比他大十四歲的陳獨秀。“我第一次同他見面在北京，那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毛澤東還去拜訪那位從美國歸來的胡適——雖然胡適只比他大兩歲，可是吃過洋麵包，掛著“博士”、“教授”頭銜，比毛澤東神氣多了。毛澤東曾組織在北京的新民學會會員十幾個人，請蔡元培、胡適座談，“談話形式為會友提出問題，請其答覆，所談多學術及人生觀的問題”（《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一號）。

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工作了半年，經上海，回湖南去了。這位“二十八畫生”，當時尚未在中國革命中嶄露頭角，然而這半年，北京大學、《新青年》、“北李南陳”給予他的深刻影響，使他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第二部分：前奏大總統的午宴被“五四”吶喊聲淹沒

一九一九年五月，魯迅所言那間“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終於被眾多清醒過來的人用憤怒的鐵拳砸出了一扇窗戶。驚天動地的吶喊聲，在五月四日爆發……那天中午，北京的“總統府”裡，還顯得十分平靜。

總統徐世昌正忙於午宴。這位“徐大總統”是在一九一八年九月登上總統寶座的。那時，孫中山在廣州組建護法政府，任海陸軍大元帥。北洋軍閥頭目段祺瑞與孫中山對抗，在北京組織新國會，選舉徐世昌當大總統。

徐世昌此人，二十四歲時便與袁世凱結為金蘭。此後中進士，當上清政府的軍機大臣，東三省首任總督。袁世凱得勢時，他成了北洋政府的國務卿。袁世凱去世，馮國璋任總統，一九一八年十月馮國璋下臺，徐世昌成了北洋軍閥元老，順理成章成了大總統。

徐大總統設午宴，為的是替章宗祥洗塵。章宗祥早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學科，日語純熟。後來投奔袁世凱門下，當過袁世凱總統府秘書北洋政府司法總長。從一九一六年六月起，改任駐日公使，參與同日本的秘密談判。三天前從日本返回北京，向徐大總統密報與日談判內幕。徐大總統頗為滿意，故為之洗塵。午宴只請了解對日談判核心機密的三位要員作陪：錢能訓、陸宗輿、曹汝霖。錢能訓乃國務總理，當然參與機要。

陸宗輿乃印鑄局局長。本來印鑄局局長未必參與機要，但陸宗輿乃前任駐日公使，多次與日本外相密談，所以也成為陪客之一。此人早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科，與日本政界有著瓜葛。自一九一三年十二月起任駐日全權公使。此後，章宗祥繼任公使。

曹汝霖為交通總長。照理，交通總長亦與此事無關。曹汝霖在座，那是因為他也與日本有著密切關係。他曾就學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東京法政大學，熟悉日本事務。此後，他當過袁世凱政府的外交次長，參與對日秘密談判。

如此這般，五人聚首，原因很明白：一個大總統，一個國務總理，加三個“日本通”。

席間，觥籌交錯，眉飛色舞。尤其是在章宗祥悄聲講起對日密談的新進展時，舉座皆喜。正在興高采烈之際，承宣官忽地入內，在總統耳邊悄然細語，總統臉色陡變。承宣官走後，總統徐世昌只得直說：“剛剛吳總監來電話報告，說是天安門外有千餘學生，手執白旗，高呼口號，攻擊曹總長、陸局長、章公使。請三位在席後暫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因為學生即將遊行。潤田、閏生、仲和三公，請留公府安息，以安全為重。”徐世昌提及的吳總監，即警察總監吳炳湘。潤田、閏生、仲和分別為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號。

總統這幾句話，如一盆冷水澆下，誰都放下了筷子，無心再吃——雖說剛剛送上一道鳳尾大蝦，熱氣騰騰，那是為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