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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這對心懷鬼胎的約翰·巴加斯不能不是當頭一棒。

參與決策的成熟頭腦和我們歲數的年輕，使我們獲得了“神童”的雅號，成為小有名氣的人物。就像汽車業文化對我們的影響一樣，我們也碰撞著福特的區域文化。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很難融入底特律的社會格局中。汽車行業中的高層管理人員大多都居住在格羅斯區域或布盧姆菲爾德的小山上，這裡是富人居住的郊區，但是，我們中的兩位卻選擇了密執安大學的所在地安阿伯，這樣，我們就能使自己的孩子在大學的生活環境中成長起來。

在政治觀點上，我們也與汽車公司的管理人員們大相徑庭。不久，我就發現，約翰·巴加斯的工作之一，就是周遊在福特的最高層管理人員之間，為共和黨募集錢款。我拒絕了他的要求。以後，在五十年代早期，我升任為公司中最大的單位福特區的主管，我同樣拒絕了他的要求，他要求我說服任區內約一千一百名薪水最高的管理人員，向共和黨捐獻資金。

相反，我給手下的每一位人發去了一封信，告訴他們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民主時代裡，我們的政治制度基於兩個相互競爭的政黨，而私人的捐助則是兩個黨派生存的基矗我說，我希望大家像我一樣，只捐助兩黨中的一個黨派。信中接著說道，如果他們希望捐助民主黨，則應該將錢款交給某某先生；而希望捐助共和黨的人，則應將錢交給約翰·巴加斯先生。沒有人會知道，他們會支援哪一個黨派，但我希望，他們只支援其中之一。在許多管理人員的同僚中，我這樣的做法，並未引起他們的興趣和好感。

小小的摩擦是顯而易見的，好在我與亨利·福特二世之間已有一個不成文的默契：只要我為公司創造利潤，我就可以按我的意願來自由行事。“神童”們並沒有辜負他僱傭我們的初衷，在以後的十五年中，我們中的六位升任了公司的最高層領導（包括兩任總裁）。與此同期，公司的發展日新月異，贏回了由通用汽車公司佔領的大片市場，股票的價格也扶搖直上。

查爾斯·B·桑頓並沒有始終如一地與我們在一起——由於與主管財務的副總裁劉易斯·克魯索發生口角，他辭職不幹了，在這裡只呆了不到兩年的時間。我也有可能在任何問題上遭受解僱的命運，在公司和行業中出現的許多問題上，我與眾多的同行們具有明顯不同的看法，在諸如安全、減少汙染、功能設計和經營方案等問題上，我們常常爭論不休。然而，我總是找到了與他們合作的途徑，由於確實做出了成績，我的職位也接連不斷得到了晉升。

一九六○年夏天，歐內斯特·布里奇準備從公司退休，他的職務僅次於亨利·福特二世。七月份，亨利·福特二世、約翰·巴加斯和我前往西德的科隆，我們德國公司的總部就設在那裡。一天我們在城裡呆到了深夜，清晨兩點才返回旅館。

電梯在我和約翰·巴加斯住的樓層上停下來，我們走了出來，亨利·福特二世的套房在上面一層，但他叫住了我：“鮑勃，（鮑勃為羅伯特·S·麥克納瑪拉的暱稱——譯者）來喝一杯，好嗎？”

“我不想喝酒，”我回答說，“我想睡覺了。”

“亨利·福特二世，我陪你喝。”約翰·巴加斯說。

“噢，我只想邀請鮑勃。”亨利·福特二世對他說。

我跟他上去了，正是這時，亨利·福特二世提出了要我擔任公司總裁的要求。我告訴他，我得考慮一下，並與瑪格麗特交換意見，一週之內，我會給他明確的答覆。一週之後，我接受了他的要求，在十月下旬的董事會議上，我的任命得到了正式的透過。

一九六○年十一月八日星期四，我成為福特的總裁已有七個星期了。這天清晨我從安阿伯的家中出發，驅車前往迪爾伯恩的辦公室，中途，我在裡佛紅鐵粉廠停留了一下，最後於上午十時三十分到達了辦公室。我的秘書弗吉尼亞·馬歇爾遞給我一份長長的來電者名單，由於我曾指示她，由我來回任何一個打進的電話——包括那些喊冤叫苦或發洩不滿的——所以，並沒有審閱名單，我就將它回遞給她，並說：“開始撥電話吧。”

大約半個小時之後，她告訴我：“羅伯特·F·肯尼迪已經接通。”我還從未見到過他（七年半之後，我幫助將他的骨灰盒帶到了阿林頓公墓的墳地上），也想不出他為何要給我打電話，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如果你會見我們的內弟薩金特·施賴弗，新任總統將不勝感激。”他說。

我告訴他，我非常高興這樣做——儘管我並不認識薩金特·施賴弗，也猜不出他為何要會見我，並提議時間為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