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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金尼女士這封信被送到簽證處主任蒙內特·戴維斯那裡。他回覆道，“沒有聽說孫夫人申請入境簽證……”①因為她根本沒有申請過。

①德國費爾伯教授著文，請參看第九章注37。

現在再看看德國政府。如同駐莫斯科大使所建議的那樣，宋慶齡被置於“嚴密的秘密監視”之下。①‘這是德國公共秩序部透過普魯士內務部下達給柏林警察局的命令，理由是她“在共產主義和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的角色”以及“同莫斯科共產黨方面的關係”。②有好幾個月對她每天的行蹤都予監視，就像孫中山在日本流亡時那樣。這些監視報告一定讓審閱的官員哭笑不得。報告所“提供的情報”是，她有“許多中國來訪者”、“每天出外散步兩次”等等。還記錄了這樣一些事情：

①同上。

②黃平著《往事回憶》，第67頁。

1928年6月，她年輕的弟弟來，住在她寓所裡。（這看來是指宋子安，她在家中最喜歡他，當時20歲出頭。）

6月和7月，他們同去巴黎，接著又去維也納，說是去看病。

9月3日，她從巴黎回柏林，遷居夏洛滕堡區韋蘭德爾街18號格爾姆賴希太太家。

12月18日，她去海德堡旅行。

據記載，她曾對警方說，她想在柏林住下去，以便學習（可能是在她申請再入境或延長居留期時）。

作為情報，這些東西賣在是太可憐了。但它們保留了有關她行蹤的一些材料。如果沒有這些材料，在年深月久之後要弄清她在柏林的行蹤將很困難。

據章克回憶，德國政府也想同宋慶齡有些直接接觸。反對黨社會民主黨也要求同她交換意見。她對兩者都回避，實在推不掉時就請鄧演達去同社會民主黨人談談。

中國（蔣介石政府的）駐柏林的外交官也透過中間人求見宋慶齡。章克記得宋慶齡對他說，“他們不代表真正的中國。真正的中國是工農；這些人站在殺害工農的人一邊。他們沒有資格要求見我。”

她沒有蔣介石政權發給的護照，也不去申請。她的護照是武漢國民政府發給的，由陳友仁簽署——這是他當外交部長所辦的最後一件事。

在柏林的傾向進步的中國留學生倒是經常見到宋慶齡，同鄧演達一起。她鼓勵一些留學生學好現代技術，將來用於建設一個強大獨立的中國。常來的留學生中有一個航空工程師。

就住在柏林的中國共產黨人而言，她同他們的關係如同在莫斯科時一樣，由於派系糾紛和當時盛行的極左思潮而相當複雜。（這些共產黨人中有的是中共黨員，有的是德共黨員，當時德共有一中國特別小組。）1928年12月，國際反帝大同盟在柏林開會，宋慶齡雖然是這個組織的名譽主席，卻沒有像上幾次會議那樣被邀請。中國代表黃平和餘飛兩人是由中共駐莫斯科第三國際代表團派出的。黃平在講話中不但攻擊帝國主義及其同盟者南京國民黨右派政府，而且攻擊任何形式的左派國民黨，說它們更具欺騙性，所以比右派更危險，等等。他在一家餐廳用餐時曾見到宋慶齡，但卻不理她。所有這一切他後來回憶時感到很可恥。①

①據訪問沈其震大夫的談話。沈約在此時在德國學醫，後在葉挺將軍部下任新四軍軍醫總監，對葉挺很熟悉，經常交談。葉屢遭不幸。1941年“皖南事變”（國民黨在新四軍移防時對之進行突然襲擊）中他被俘後被關入集中營，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在此後同蔣介石的談判中，共產黨堅持釋放葉挺。葉獲釋後不久，在從重慶赴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與妻女及其他一些共產黨領導人同時罹難。具有悲劇性諷刺意味的是，諾依曼在斯大林30年代的清洗中就在蘇聯被處決了。他甚至於沒有像葉挺那樣活著去抗擊法西斯。他和葉挺對法西斯都是極端痛恨的，儘管在如何同法西斯戰鬥的問題上過去曾有分歧。

宋慶齡的基本政治活動並沒有因為這些複雜情況而“出軌”。她同鄧演達和後來到達的革命者一起，進行這些活動。

在這些後到的革命者中，值得注意的是葉挺。這位生氣勃勃的英勇的軍官曾在廣東同鄧演達一起上過少年軍官學校，當然這兩個孩子當時都沒有想到他們後來會作為革命同志重逢。葉挺的生活道路同宋慶齡也一再交錯。1922年在廣州，作為孫中山總統府衛隊的一員，他抗擊軍閥陳炯明的進攻，保護了孫中山和宋慶齡的出險。後來，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1925—1927年的北伐中任團長，所部號稱“鐵軍”，在佔領武漢及向黃河推進的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