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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事，她在1936年11月26日以犀利的言詞、磅礴的氣勢發表了一項宣告①：“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明白，這種違法逮捕和捏造的罪名，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主使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幕後指使這次逮捕有很明顯的證據，就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昨天）的日本報紙上海《每日新聞》上刊載訊息，說我在今天清早被法租界當局逮捕，罪名是從事與第三國際有關的共產黨活動。也許《每日新聞》和刊載同樣的謠言的《上海日報》事前已經得到要逮捕我的風聲。

①《為“七君子”被捕而發表的宣告》，載《為新中國奮鬥》，第74—75頁。

“大家知道，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目的，在於促進政府與人民間的團結一致，成立統一戰線以抵抗日本侵略。……

“雖然七位領袖橫遭逮捕，被加以惡毒的罪名，救國會仍然要重申自己的立場：救國會不反對政府，也不親共；它主張全國人民，不分政治信仰或黨派，成立統一戰線，從事民族解放戰爭。……

“至於對我個人所捏造的罪狀，那是不值一笑的，用不著我來駁斥這些日本報紙的汙衊。它們慣於誹謗造謠，早已臭名遠揚。”

最後，她像常做的那樣，以昂揚的、戰鬥的精神作宣告結束語：

“救國會的七位領袖已被逮捕，可是我們中國還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民，他們的愛國義憤是壓制不了的。讓日本軍閥們當心吧！他們雖然可以在幕後指使逮捕七位領袖，但是全中國人民是不會饒他們的。”

以統一戰線為目標，她現在把譴責集中在日本敵人身上，而不是國民黨。

在上海，她把她的寓所作為營救“七君子”和受到威脅的救亡運動進行內部聯路的總部。她再一次挺身而出，請各方把捐款和聲援函電直接寄給她。上海進步英文週刊《中國呼聲》（代替以前的《中國網》）上，多次刊登了以下通告：①

①英文《中國呼聲》（Voice　of　China），上海，1936年8月15日。

援助中國

我們中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會員——工人、農民、作家和知識分子——熱切地向外國朋友們呼籲：給我們財力上的支援，以繼續進行我們的愛國解放運動。我們的任務很大，財力卻很有限，因此不得不籲請全世界愛好和平和自由的人士在財力上給我們幫助，使我們得以順利達到民族解放的目標。捐款請匯寄給孫逸仙夫人收，地址：上海莫里哀路29號。

當時積極參加救國運動和宣傳出版工作的吳大琨教授回憶說，“這時，《救亡情報》（救國會機關刊物）的公開通訊地址，也只能改為‘上海莫里哀路29號’，即宋慶齡同志的寓所。宋慶齡同志收到全國各地來信、來稿後，就透過美國人格蘭尼奇（《中國呼聲》主編）派人送給我。我有什麼要向宋慶齡同志請示、彙報的信件，也由格蘭尼奇轉交。”①

①吳大琨著《在宋慶齡同志領導下工作》，載《中國財貿報》，1981年5月26日。他當時在英文《中國呼聲》工作，並經常以James　K．T．Woo或James　Woo的署名為該刊寫稿。《中國呼聲》取代以前的《中國網》，由

像通常那樣，她也呼籲國際上的道義支援，並取得效果。1937年1月14日，國際知名人士多人聯名致電蔣介石及南京政府其他要人，對沈鈞儒等被捕一事表示關切。聯署的美國知名人士有科學家愛因斯坦、哲學家杜威、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保羅·道格拉斯、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學院教授保羅·門羅、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教授古德溫·沃森、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教授威廉·K·基爾帕特里克、教會領袖哈里·F·沃德主教和拉比·斯蒂芬·S·懷斯、社會黨領袖諾曼·托馬斯、《新共和》雜誌主編布魯斯·布利文和《民族》雜誌主編馬克斯韋爾·斯圖爾特。

（六）宋慶齡和“西安事變”

這時，人民的抗日要求傳播到了國民黨的軍隊中去。1936年12月，在內戰主要基地西安，蔣介石被他部下的兩個將領強制扣留，其中之一是“少帥”張學良。在1931年日本侵佔他的家鄉東北時，蔣命令他“不抵抗”，現在卻要他的部隊去打共產黨而不是日本人。因此，他和他的部隊率先響應“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號召——特別是在對紅軍作戰失利而紅軍把俘虜待如朋友並釋放回歸之後——同紅軍簽訂抗日停戰協定就是不足為奇的事情了。

另一位將領楊虎城是陝西人，他不願意使陝西省變成內戰的主戰場。而且，他同帝國主義沒有聯絡，倒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