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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的日子裡，這位年輕婦女承受著比武漢時期還不知大多少倍的壓力。來自國民黨旗幟篡奪者的威脅利誘連續不斷。來自親人們的壓力中有她所愛的母親的悽惶之淚。但她一回到上海，就毫不含糊地說明了她的立場。在7月30日合眾社記者古爾德再次訪問她時，她一舉戳穿了南京蔣介石新政府所散佈的她可能在這個政府中任職的謠傳（同時也是一個試探氣球）。她尖銳地指出，“在國民黨現行政策不改變之前，餘決不參加任何活動；於革命事業不納入中山主義軌道內時，餘決不擔任任何黨務。餘非叛徒，亦非騎牆，且與南京政府毫無關係也”。①

①《論聯合政府》，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5—1036頁。

8月1日，在江西省會南昌的北伐軍部隊起來反對南京和武漢的革命叛徒。領導這次起義的是以周恩來為首的共產黨人組成的核心，包括久戰沙場的朱德、賀龍、葉挺和劉伯承。為了重申共產黨和仍然忠於革命的國民黨人之間的聯盟，在起義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中包括了宋慶齡、何香凝和鄧演達，還有郭沫若等左翼知識分子和國民黨將領張發奎（本來期望他會支援，但未實現）。雖然起義因遭受挫折而失敗，但它建立了第一支由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軍隊，從而改變了歷史。（8月1日現已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

在上海，不少人企圖用恫嚇或誘騙使宋慶齡宣佈不參加南昌的革命委員會。前不久還是武漢國民黨領袖的汪精衛也寫了一封信——現存上海宋慶齡故居——明顯地對她施加壓力，要她同共產黨分手。但她統統加以拒絕。

她簽署了8月間由22位國民黨中央機構前高層領導人聯名發表的宣告。簽名人中包括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惲代英和鄧穎超。宣告痛斥蔣介石和汪精衛都是“孫中山遺教的叛徒”、“投向帝國主義的逃兵”和“新軍閥”。

（一）決定性的行動

高潮是她在8月22日發表的《赴莫斯科前的宣告》①。她在宣告一開始就指出；

①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63頁。

“中國如果要想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在現代各國的鬥爭中生存下去，就必須徹底改變半封建的生活情況，並以一個新的現代化國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紀制度。這一工作必須用革命的方法來完成。因為國內軍閥的腐蝕和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內外夾攻，不允許我們有那樣漫長的時間來採取逐漸改進的辦法。”

把現代化作為中國的主要目標，這在今天仍然有效，而“必須用革命的方法”為中國的現代化鋪平道路，則已為歷史所證實。

從一般真理，她進而談到具體任務和政策：“為了鑄造一個合適的革命工具，孫中山於一九二四年冬在革命的基礎上改組了國民黨，制定了三大政策的行動綱領來加強三民主義。第一項政策號召吸收全國工農參加革命工作，取得他們的支援。工人農民是兩大基本群眾……代表全國約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他們在數量上既然如此眾多而且應該是革命的最主要的受惠者，那末，如果我們要使革命運動具有生命，和切合實際，很顯然地就必須把他們吸收進來。

“孫中山所制定的第二項政策，認識到……國共兩黨有合作的必要。中國共產黨無疑地是中國內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動力。”（著重點是本書作者加的）

中國革命的動力是共產黨——這是宋慶齡從歷史中得出的新的教訓，現在作為她自己的看法第一次公開發表出來。這個看法她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終結。

接下去，她談到國際方面：“孫中山的第三項政策是關於國民黨聯合蘇聯這個基本重要的問題……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國內所有革命力量中最為活躍，同樣地，他認為蘇聯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為壯大。他相信，國民黨如能和這兩種偉大的革命力量建立正確的關係，就會大大地幫助革命，使中國獲得國家的獨立。孫中山不怕也不恥於承認他這個革命的論題，因為他知道，法國曾經透過拉斐德在美國革命中起了客觀的革命作用（這裡不妨重提一下孫中山在1923年曾把鮑羅廷比作當代的拉斐德——本書作者），在爭取自由的鬥爭史中，也還有很多同樣的例子。”

宋慶齡著重指出，“由於孫中山以大政治家的風度運用了三大政策”，才使國民黨“在北伐中取得偉大軍事收穫”“使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地提高，迫得列強的代表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部長在會議上以平等地位進行談判。”

緊接著是鞭撻性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