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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這有什麼不合適的？！”

不合適的是，宋慶齡所懷疑的陷餅確實存在——現在能夠得到的檔案證明了這一點。

1928年6月16日美國大使舒爾曼從柏林“致國務院的絕密報告”說：

“美國著名的巡迴演講主辦人L．J．艾伯先生向孫夫人提出簽訂在我上次報告中提到的那個合同。希恩先生說，孫夫人應按合同淨得5萬美元……這筆款項她可能會捐獻給‘事業’。希恩還說，宋慶齡正‘在考慮接受這個提議’。如果她接受了，他不認為她在美國的講演將會具有任何很顯著的政治性質。她有這麼多的近親同目前的國民黨運動有關係，這將使她難以對之進行攻擊。”①（著重點是本書作者加的）

①司徒雷登著《在華五十年——傳教士和大使司徒雷登回憶錄》（英文），第116頁。

大使的報告（現加上其他材料）顯示出宋慶齡在歐洲的行動受到了美國外交官的密切監視。舒爾曼還同意把報告“副本送駐北京公使館”，結果很可能是把訊息傳給美國所偏愛的蔣介石陣營中去了。這裡應該提起，舒爾曼幹這類事情不是新手。1924年在廣州他曾提議在孫中山和北洋軍閥之間進行調停，從而使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喪失銳氣和蘇聯的引導。

事實上，有不少美國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設法把宋慶齡挪向蔣介石一邊，至少使她對蔣的反對不要那麼強烈。

司徒雷登博士就是擔負著這樣的使命來到柏林的。他是北京的中美燕京大學校長，在20年之後出任美國駐國民黨中國的最後一任大使。司徒在基督教活動中結識了慶齡的父親宋耀如，從小就看著慶齡長大。他甚至於知道慶齡對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帶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到柏林，想透過“她的忠誠的秘書、一個燕京的學生（司徒語）章克找到她。司徒還寫道，“在莫斯科小住之後，她已決定……俄國的共產主義對中國來說，不是萬應靈藥，所以帶著她的部屬撤到柏林，在那裡我在約一年之後見到了她。”①章克對這段話提出了疑問。在章的記憶中，宋慶齡在柏林沒有會見司徒，而是迴避他，曾對章說，司徒像極大多數傳教士一樣欽佩蔣介石，所以很可能是為蔣辦事的。她不接見司徒，而是把一張她親筆簽名的、同孫中山的結婚照，要章克代她送給他。至於司徒所寫的歸之於宋慶齡的那些話，實際上她從來沒有找尋什麼“萬應靈藥”，也從來沒有對蘇聯和中共表示過否定態度（這一點正是蔣介石和西方求之而不可得的）。儘管如此，他們企圖在宋和蘇聯及中共之間製造不和的嘗試從未中止過。

①同第九章注36。

關於宋慶齡的處境，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當時曾這樣寫道：

“她肯定是歐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最奇特的一個……因為獲勝的國民黨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趕出中國，而是軟硬兼施地阻止她離開中國。即使到現在，他們還在找她，希望勸誘她回去分享他們的榮耀。

“但是，她即使境況桔據……卻避開那些被派來請她回去過富裕尊榮生活的使者。她把他們所要提供給她的榮譽看作是對她丈夫的主義的背叛……在中國全國各地……開會之前都要向孫逸仙博士遺像行三鞠躬禮……透過家庭的關係以及透過她自己的才能，她如果想要在新政府中得到任何地位，都是完全可以辦到的。但她拒絕了，她在政治上斷絕了同家庭的關係——對一箇中國婦女來說，這是了不起的行動。她打電報給她那位得勝的妹夫，譴責他同俄國斷交併鎮壓農工，並宣告她如回國將不是去參加他的政府而是去代表群眾。

“與此同時，流言蜚語不斷。她那些過去的同事收買不了她，就想用汙衊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個著名的中國革命者來找她的都被造謠說成是她的新的丈夫……在所有我認識的中國人中最美麗文雅、仍在最動人的三十以上年華的這位婦女，由於她自己過去的崇高地位，而不得不渡過未來的寂寞歲月。但是，謠言跟隨著她，儘管這些謠言沒有一絲一毫的事實根據……”①

①國務院信件編號3612號。1928年6月27日遠東局閱後，7月12日由納爾遜·約翰遜代國務卿答覆“此信內容甚有價值”。約翰遜為美國高階外交官，曾在華工作多年。

美國官方檔案還透露了另一方面的情況。舒爾曼公使固然在設想宋慶齡到美國巡迴演講會使西方得到政治上的好處，但另外一類人卻強烈反對。這類人總是反覆出現，那就是一些患妄想狂症的右翼分子，他們既對“赤色宣傳”怕得要死，又不相信其他美國人有自己作出判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