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部分(第3/4 頁)

神的象徵。當蔣介石不敢面對日本侵略者時，她送給他一條裙子，意思是他不是一個男子漢，不配穿他所喜好的漂亮軍裝，只配穿女人的裙子。

②主要根據《在國民傷兵醫院答記者問》（1932年2月末或3月初），載《宋慶齡選集》，第54—55頁。有些材料據楊杏佛之子楊小佛1985年2月在上海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宋慶齡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醫院裡，幫助管理，慰問傷員。她很適宜於做這方面的工作，因為她有經驗（20年代在廣州她擔任過紅十字會會長、在武漢設立過醫院並被任命為衛生部長），也因為她關心別人的性格和青年時期的愛好（在威斯里安學院的“學生前途預測”中預言她會從醫入加上她的丈夫是醫生——而且是一位革命的醫生——經常置身於戰爭之中。她在上海醫務界還有很好的關係。她的兩位表兄弟牛惠生①和牛惠霖是第一流的外科和內科醫生，他們都幫助她並動員同事們參加工作。

①本書作者玉985年2月在上海曾會見牛息生八旬高齡的遺孀。

戰事臨近結束時，宋慶齡在國民傷兵醫院答記者問①，高度讚揚這次長達一個月的戰鬥。

①見注16所引宋文。

“人類惟有從奮鬥中求生存，革命者尤當只問是非，不顧目前利害。十九路軍明知眾寡懸殊，器械財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顧一切，以血肉為中國爭一線之生機，使世界知中國尚有不可侮之軍隊與民氣，不特為軍隊之模範，實為革命之武力與反帝國主義之先鋒。……

“日軍謂四十八小時可消滅十九路軍……今十九路軍於苦戰一月以後，猶能繼續抵抗……”

與此相對照，她抨擊政府當局迴避、甚至破壞這次作戰：“今之自命聰明不顧民意者，每以強弱成敗，自文其不抵抗之過。不知惟真絕頂聰明之人，乃能從死中求生，險裡求安。……人皆以中國此次戰爭為失敗，實則中國在精神上完全勝利，日本所得者僅物質之勝利而已。得精神勝利之人民，必日益奮進於偉大光榮之域，得物質勝利者，隻日增其侵略與帝國主義之野心，終於自取滅亡而已。”

在戰場內外，鬥爭取得了各階層愛國民眾和一些懷著崇敬心情的本地外僑（主要是和中國同事一起志願服務的醫生）的幫助。

在來自國外的聲援中，著名蘇聯作家馬克辛·高爾基在政府機關報《訊息報》上發表了《對孫夫人呼籲的回應》。他寫道，援助中國是“無產階級在一項偉大事業中團結一致的表現”。不久，中蘇恢復外交關係。蔣介石這一行動是為了對日本施加外部壓力，而不是為了促進全國左右各派力量的團結抗日。

蔣政權在阻撓了淞滬抗戰之後，悍然不顧全國的憤怒抗議（愛國學生甚至痛打了議和談判代表郭泰棋），簽訂了屈膝求和的《上海停戰協定》，中國政府居然答應日本侵略者，從中國這座最大的城市撤走中國駐軍，並在全國禁止抗日運動。①然後，這個政府轉而對它所真正關心的事情加強暴烈程度——對群眾運動的警察鎮壓、對中國紅軍的軍事鎮壓、組織新的密探和殺手團體“藍衣社”（有意識地同墨索里尼的“黑衫隊”和希特勒的“褐衫隊”相呼應）。

①見何干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54頁。

十九路軍被調到福建去“剿共”。第二年（1933年）它舉行起義，建立反蔣的政府，並尋求與共產黨合作反蔣抗日。共產黨當時在“左”傾路線統治之下，拒絕了這一提議——這一錯誤行動後來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批判。（多年以後，蔡廷鍇及十九路軍其他領導人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任職。）

在蔣管區，白色恐怖變本加厲並擴及所有要求抗日的愛國人士。儘管《上海停戰協定》禁止抗日，抗日的要求仍然日趨高漲。因此，保障民權的鬥爭就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它不僅影響中國的革命，也關係到中國民族存亡絕續的命運。

（五）繼續營救牛蘭夫婦

1932年4月，宋慶齡接到“國際非戰及反對日本對中國之侵略大會”籌委會的邀請，並通知她當選為籌委會委員及執行委員會委員（其他人選有高爾基、羅曼·羅蘭和巴比塞等）。她覆電同意擔任委員，但不能赴日內瓦參加大會——除非牛蘭夫婦案件（她認為這是當時民權保障運動的焦點）到時得到勝利。她向上海租界報界說明道：

“……這次國際大會上的男女代表都是為使中國免遭帝國主義侵略的戰士。面對著他們……我不能只是說；你們正在為使中國免於被肢解而戰，但正是你們的友人和同事卻在遭受南京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