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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周恩來選集）上卷，第71—72頁。

在改組政府的問題上，“宋（子文）提議先組織過渡政府，三個月後再改造成抗日政府”，中共“推宋慶齡、杜重遠、沈鈞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杜是來自東北的著名愛國知識分子、張學良的朋友。沈、章當時都在獄中（救國會“七君子”案），沈是法學家、章是實業家。

在另一個問題上，“宋（子文）答應一切政治犯分批釋放，與孫夫人商辦法、”（宋子文和蔣夫人宋美齡當時由被扣留的蔣介石授權代表他同張、楊和中共談判。）

（七）從主席臺到監獄大門

宋慶齡雖然對蔣介石深惡痛絕，但對於從內戰到抗日這一時局的轉變還是很歡迎的。1937年2月，她十年來第一次出席了國民黨中央的會議（五屆三中全會），並發表了題為《實行孫中山的遺囑》的演說：①

①載《為新中國奮鬥》，第76—79頁。

“中國人民已經立下志願，下定決心，不再向帝國主義讓步，而準備收復失地，這在我們的民族生活上有著極重大的政治意義。

“喪權辱國的對日談判必須停止！

“最不幸的，還有一些政客依然……害著‘恐日病’。他們過高估計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過低估計中國人民的力量……

“勝利將屬於誰是毫無疑問的！只要政府能夠執行先總理孫中山的遺囑！他在逝世前曾昭示我們，只有忠實執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國。

“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任何中國政府的主要任務……我們千萬不能忘記，農民是中國經濟的骨幹……政府應……把先總理遺囑中的民主政府真正變為事實……

“救國必須停止內爭，而且必須運用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全部力量，以保衛中國國家的完整。中國人不應當打中國人……我們必須趕快建立反抗外來侵略的中國國防。”

從國民黨的講壇上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聽到過這樣的話了。但這不是說國民黨政府已放棄了它的老一套作法。這方面的重要標誌之一就是“七君子”的釋放不但沒有實現（這是在西安對蔣提出的條件之一），反而加緊對他們的迫害。對此，宋慶齡採取了一個戲劇性的反擊行動。她從國民黨中央的講壇上（在這裡她發表了講演但沒有效果）走下來，回到群眾鬥爭的領域中去。她把民權問題同抗日救國問題聯絡起來。7月5日，她帶了簡單的鋪蓋，同其他社會知名人士一道來到蘇州，要求把他們也關押起來，和“七君子”一起受審。

國民黨高等法院的法官“一時弄得驚惶失措……又是‘賠禮’，又是‘道歉’，連聲說，‘我們怎麼敢關押孫夫人？我們怎麼敢……’宋慶齡同志就當眾訓斥國民黨的法官說，‘你們竟敢把愛國的領袖都關了起來，你們這樣做，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只有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和奴才才做得出這種事來！’法院院長和一大堆國民黨官員就只好都站著聽宋慶齡同志的訓斥，口裡還連聲說，‘是，是，是……’”①

①同注14。

宋慶齡等人又等了好幾個小時，目的已達，才返回上海。

這個“救國入獄”運動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數以千計的人簽名請願，群眾救國熱情更為普及。

（八）中國開始了全面抗戰

就在宋慶齡發起“救國入獄”運動後不久，1937年7月7日日本進攻北平（北京）附近的盧溝橋，妄圖實現征服全中國的野心。中共代表很快到達南京同蔣介石談判聯合抗日——這一點他現在已不能公開拒絕。即使到了這個時候，救國會“七君子”的釋放還拖了幾個星期才予兌現，並且還要“交保”以保住政府的面子，雖然沒有人會以為他們將再被拘捕。

1937年8月13日，日本又進攻上海，戰事的規模比1932年更大。蔣介石終於派出了自己的部隊進行抵抗。在此之前，周恩來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專程從延安南下，同國民黨談判兩黨共同抗敵的條件。在訪問被圍困的上海時，他們去拜訪了宋慶齡，告訴她談判情況。宋十分高興地接待了他們。

9月22日、23日，“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及蔣介石承認中共合法地位和國共兩黨合作的談話先後發表。宋慶齡深為感奮，在9月24日發表的《國共合作之感言》中說，最近十年來兩黨的對抗和內戰“是首創國共合作的先總理孫中山先生生前所沒有意想到的”。她接著指出，抗日勝利的關鍵在於遵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20年代革命的力量也在於此，“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