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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會見斯大林——1927年後第一次。根據能夠收集到的資料；我們只知道斯大林說“中國人民是很好的人民”，她表示讚賞他的這句話。表面看來，這樣的談話未免過於簡章和隨便。但聯絡到當時的時代背景，可以認為，斯大林是在為他過去懷疑過中國人民武裝能否戰勝美國供應的蔣介石軍隊，作某種補救（一個曾同斯大林談過話的南斯拉夫人曾寫道①，斯大林明白地對他說自己在這個問題上錯了，這在斯大林是難得有過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直接同美軍交鋒中的表現，可能更加促使斯大林要這樣說。

①米洛萬·吉拉斯著《同斯大林的談話》（英文）。

像過去一樣，她在莫斯科覺得很高興。但氣氛嚴肅，有時甚至令人沮喪。她想去看望老朋友加里寧夫人和鮑羅廷夫人，但未能實現，只安排她乘車到城郊阿爾漢格爾斯克村原來加里寧那座鄉間別墅的外面看了一眼。她想問清楚為什麼，但劉少奇勸她不要追問了。（加里寧夫人其實是在被流放中，但當時沒人告訴她。）她想送一件絲綿襖（中國人認為它又輕又軟。最適合老年人穿）給斯大林，又碰了個釘子，因為斯大林的衣服尺寸是“國家機密”，蘇方不能提供。①

①當時隨同宋慶齡出訪的姜椿芳在同本書作者交談中回憶起這件事。劉少奇勸阻一節據王光美對本書作者的談話。

這是斯大林在世的最後一年。他在1953年3月5日逝世，宋慶齡寫了悼念文章，有兩篇是英文的，分別刊登在《人民中國》1953年3月16日一期和《中國建設》1953年第2期（3—4月號）上。

1957年，她參加中共代表團再度訪問莫斯科。這次訪問使她情緒高漲。

總之，宋慶齡始終珍視俄國十月革命同中國革命之間的聯絡，把它看成是孫中山最後的信念中的關鍵部分，也是新中國的根本信條之一。只有當蘇聯領導人的態度背離了她認為絕對必要的平等和同志關係的原則時，她才感到憤怒。

歷史證明，中國人民以及他們在勝利後所建立的國家同蘇聯和其他所有國家的關係，只有像孫中山在遺囑中所說那樣“以平等待我”，才能保持良好。在歷史上，蘇聯曾經是唯一一個宣佈對中國平等相待並在很大程度上付諸實踐，從而贏得中國革命者的友誼和信任的國家。隨著複雜的歷史程序，蘇聯開始採取超級大國的架勢，表現出甚至對中國的內部發展也要發號施令的傾向，蘇共則對中國黨表現出家長制的態度。一方認為有權進行控制，另一方認為有權抵制外來控制，雙方之間的衝突自然就會發展起來——即使雙方是老朋友，並且都自認為是在奉行同樣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學說。

宋慶齡遵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家間平等關係的全面規範。“和平共處”最早是列寧提出來的。作為蘇聯外交的目標，它的意思是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不同制度國家之間避免戰爭（並建立正常的外交和經濟關係）。五項原則是這一概念的發展，由中國首先提出並同它的亞洲鄰國緬甸和印度共同制定。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大體相當於第三世界國家），不論其社會制度和政府形式如何，為保衛和鞏固新獲得的主權，在相互關係中保持和平、友誼和互利，五項原則為此提供了基礎。後來，中國又把五項原則的應用範圍進一步擴大到社會制度相同的國家關係中（包括社會主義國家）——換句話說，作為國與國關係的普遍準則——並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廣泛的認同。事後看來，這是中國近代整個革命經驗的總結——不論是孫中山的經驗、還是中國共產黨的經驗（事實上是兩種經驗溶合的產物）。這也是作為愛國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的宋慶齡在思想上或在行動上始終遵守的準則。抓住這一點，不論歷史風雲如何變幻，都會有助於我們瞭解她、瞭解她的時代。

＇亞洲的“親戚”＇

如果說中蘇友好是她從1924—1927年以後一直懷有的感情，她的致力於爭取亞洲自由的事業則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作為中國人，她是個亞洲人。她從孫中山那裡瞭解到，整個亞洲都在殖民主義枷鎖下受苦，普遍地渴望獨立和自我發展。她認識了來自許多亞洲國家的革命志士。孫中山和她很快看穿了日本官方鼓吹的泛亞主義不過是掩蓋其企圖操縱和統治亞洲國家的野心的幕布，而對日本的這一野心她將無情地進行鬥爭。但是她永遠保持著純潔的理想，希望所有國家在爭取解放中互相幫助並平等相待。

現在，使她十分喜悅的是，她的祖國已經站起來了，不但中國本身——亞洲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已經解放，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