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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捕後剛釋放出來。像許多其他釋放出來的人一樣，他很快又身任要職——參加與來訪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談判中日關係正常化問題。廖承志是廖仲愷和何香凝的兒子，是宋慶齡看著長大的，後來曾是宋在工作上的有力幫手。他的獲釋當然使她非常快樂。

①哈里森·索爾茲伯裡著《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英文版），第280頁以後。

對本書作者和他的已故前妻邱茉莉來說，1973年是他們在經過了長達五年的“審查”之後重新恢復自由、恢復正常活動、回到宋慶齡周圍友好圈內的一年。本書作者夫婦、還有其他幾位外籍或外國血統人士的清白無辜及恢復自由（均在1968年被捕），是由周恩來總理在3月8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國際婦女節招待會上宣佈的。這個訊息最早是由一位在場的外國友人告訴宋慶齡的，那時她在上海，還沒有得到官方有關此事的通報。她回信給那位友人①：

①宋慶齡致“親愛的鄰居”（瑞士血統的奧爾加·李夫人），1973年3月25日。宋慶齡逝世多年後，承李夫人允許本書作者抄錄了這些信件。

“……聽到有關8日的慶祝活動……以及聰明的總理的訊息，真叫人高興。（在這些人中）我只認識愛潑斯坦夫婦，當初聽說他們‘背叛’了我們，我就不相信……我還沒有給他們寫信，我想等等有關他們的罪行或我們的誤斷的權威方面訊息。”

宋慶齡從上海回到北京之後就給本書作者和邱茉莉寫信：

“親愛的朋友：……但願以後先審查後判斷（我自己也碰到過一些沒有料想到的不愉快的事情，以後再談）。此刻先向你們送去我的問候和友愛。

你們的始終如一的，

SCL（宋慶齡英文名字的縮寫）”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和邱茉莉，1973年6月25日。在9月份的一封信裡①，她再次流露出深厚的友情：“在前幾年裡，我幾乎時時在想念你們”。接著她又像以往那樣輕鬆地開玩笑說：“你們的信封上那幾個中文字很漂亮，我猜想一定是邱茉莉教授的大筆！”（60年代她高興地同意邱榮莉去一所大學旁聽中文課）

①同上，1973年9月1日。

以後我們一直保持聯絡，沒有中斷過。兩年後，她在1975年5月28日給本書作者的信中，囑託在她身後為她寫傳（詳見本書序言）。

＇恢復同國外的交往＇

在這十年裡宋慶齡同外國（特別是美國）友人接觸的不尋常的情況也很能說明問題。

美國記者和作家文森特·希恩20年代曾在武漢、莫斯科和柏林同宋慶齡有很多接觸並經常採訪她。1966年6月，正當“文革”風暴醞釀之時，希恩寫信給她，要求她協助安排他參加當年11月的孫中山誕辰百年紀念活動，並且這樣就能重新見到她（他們上次的短暫見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上海）。

8月間，她覆信說：①

①宋慶齡自北京致美國紐約文森特·希恩，1966年8月18日。此信及在本書其他各處所引用的宋致希恩的信均由希恩遺孀黛安娜·福布斯—羅伯遜提供影印件，附此致謝。

“我已……盡了我的最大努力，爭取你能來參加百年紀念。但碰到了障礙，使我們不能重聚，使你——我的好朋友——不能來看看中國在解放後所取得的進步。

“……只要美國政府堅持佔領中國的臺灣和其他島嶼並對我們實行敵視政策（……它提出在各個領域進行交換訪問……只不過用以掩蓋其敵意行動），我看美國人要得到中國的入境簽證是不可能的。目前的情況就是如此，真使人極感遺憾。

“向你致熱烈的問候，希望很快有一天形勢會改變……使你能重訪中國。”

七年之後，“文革”最狂暴的階段過去、尼克松1972年訪華後中美關係有所改變並使互訪成為可能，希恩和他的夫人黛安娜寫信告訴她，他們即將到達上海。她為不能在上海會見他們道歉，因為她在北京，並正患皮炎。但她保證他們在上海將受到很好的接待。“我做到使他們（當地主管單位）瞭解，你在1927年後給我們多大幫助。”這是她在一張短簡中寫的，這張短簡他們一到上海就收到了。①

①宋慶齡致希恩夫婦，1973年6月3日。

一年後，希恩在紐約西奈山醫院接受癌症治療。她給他寫了一封使他高興和快慰的信①，開頭熱情地稱呼他“我的親愛的朋友傑米（希恩的綽號）”。她另外給黛安娜寫了一封信：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