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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說來，宋慶齡在對印度、緬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的國事訪問中，極大地有助於把婦女匯入亞洲國際事務的範疇。在加爾各答，她提到婦女的潛在力量——中國和印度當時共有5億婦女。她每到一處都強調婦女對本國和整個亞洲的重要性。在緬甸，她由緬甸已故獨立運動領袖昂山的夫人陪同訪問各地。當這兩位本國革命先驅者的遺孀一再並肩出現在群眾中時，人們情緒激動萬分。在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及以後在斯里蘭卡（當時的總理是班達拉奈剋夫人），婦女問題也總是她注意的重點。她在各地都要去看看為婦嬰服務的一些設施，並把婦女事業同和平事業聯絡起來。

1955年，在一篇紀念國際母親節的文章中，她寫道：

“我們要盡力使我們和世界各國的關係更加密切……使我們相互間的瞭解和尊重更加牢固，因為友好關係對世界和平事業是一個重要的貢獻……任何戰爭，婦女總是最先和最沉重的受害者……如果在保衛婦女兒童的權利方面沒有進展，那麼人類和國家的進步是不可能的，保衛和平也是不可能的……婦女應站在阻止原子戰爭的最前線。”①

①《我們將盡一切力量維護世界和平》（為即將召開的世界母親大會而作），原載《人民日報》1955年5月31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220頁。

即使是在非常官式的訪問中，她也從不忘記自己作為一個社會工作者所關心的事情，特別是同中國福利會有關的事情。她常常抽出時間去考察一些同中福會設施類似的專案，學習人家的經驗。對中國本國婦女，她的關心是多方面的，包括她們的健康、福利以及在政治、社會和教育上的進步。

在保健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她十分重視中福會上海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的擴充和改善。所需費用一是來源於政府的補助，另外就是前面已提到的她所得的1951年斯大林國際和平獎金，後來保健院的新院舍就是用這筆錢興建的。保健院從小到大發展起來，現在不僅是一所醫療機構，並已成為全國婦產科實驗研究中心。

在那幾年裡，她為中國婦女寫的文章主要有兩個主題。那時新中國剛建立，仍處於再受侵略的威脅之下，所以強調要鞏固革命成果，恢復國民經濟併力求排除外來侵略威脅。她在1951年“三八”國際婦女節給上海《解放日報》的題詞中就指出了這兩個方面：“團結起來，以整個的婦女力量，對內提早完成土改，加緊經濟建設；對外摧毀帝國主義陰謀，鞏固世界和平陣營。”①

①上海《解放日報》，1951年3月8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178頁。

完成土改對中國婦女（同整個人口分佈一樣，她們有五分之四是農民）有特殊的意義。1949年透過的《共同綱領》規定，男女平等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人權之一。土改在實現男女平等中起根本的作用，因為依法沒收的地主的土地和財物是按人分配的，不分性別。中國的農村婦女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耕地、牲畜和農具——當時的主要農業生產資料——的合法主人，並且幾乎佔有了這些生產資料的半數。

到了1953年，外部危險已經減輕，內戰對國民經濟所造成的損壞已大部恢復，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正在開始。在這樣的形勢下，她講話的重點有些變化。

在這一年給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的賀詞①中，她指出“中國婦女還沒有完全解放，還需要作更大的努力。”男尊女卑的觀點根深蒂固，需要反覆不斷地教育來改正，不是立刻可以根絕的。婦女如果不參加所有經濟部門的工作，她們的解放以及整個國家的前進都會受到影響。婦女的解放不僅是政治和經濟上得到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她們也要得到她們的特殊權利。必須提供更多的婦產科醫院、託兒所、學校，以便逐步地把婦女從繁重的家務負擔中解放出來。婦女的解放越是徹底，國家的力量就越是強大。

①《給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的賀詞》（1953年4月16日），《宋慶齡選集》，第326——328頁。

宋慶齡關於中國婦女解放的觀點是在長期鬥爭中、在失敗和勝利中成熟起來的，這個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她在大學求學時期，她持一種自上而下進行改革的觀點，並認為起關鍵作用的是知識婦女。後來這些年中，她強調婦女解放有賴於民族解放和勞苦大眾的解放。現在，她看到了國家和人民的進步有賴於婦女的進步。1927年在革命的武漢她曾經有過一種一廂情願的樂觀心理，以為釋出一些宣言和法令就可以萬事大吉。現在她已大不相同了。她看到，即使在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