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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同千百萬人是一樣的。多數人起初都為它所提出的宏偉目標以及它所造成的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而感到鼓舞。後來，隨著出現的一些混亂現象，多數人開始產生懷疑。又後來，多數人或早或晚地受到一些打擊，併為其他人所受的打擊而感痛苦。最後，他們看到這是一場災難——一場永遠不應再有的災難。

宋慶齡也是如此。她為“文化大革命”的無數無辜受害者之一（一位被迫自盡的忠誠的進步朋友）所寫的一篇悼念文章的最後一段是這樣說的：

“我寫了上面這些文字，作為對同志的懷念淚的是使讀者對我們所經歷的‘暴風驟雨’有一個更為深刻的瞭解。中國人民決心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使這一類悲劇不再重演，安定團結地建設社會主義，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努力奮鬥。”①

①《懷念金仲華——《中國建設》的創始人之一》，《中國建設》，1981年第2期。

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最後是共產主義——社會，這是她終生堅持的理想。

（二）狂飆初起

現在讓我們回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的時候。

這一年8月，宋慶齡寫信給格雷斯·格蘭尼奇①說：“你一定看到了所有關於這裡發生變化的報道——一次社會主義文化革命運動正在進行，它將確保修正主義的魔影不論現在還是今後都不可能出現。

①宋慶齡致格雷斯·格蘭尼奇，1966年8月24日。

“你讀過溥儀的《我的前半生》①了嗎？我寄給你上下兩冊。這部書說明，人是能夠教育改造的。……

①該書英文版書名為《從皇帝到公民》。——譯者

“我每天如果不開會要化八、九小時看東西。（顯然是指與運動有關的大量檔案材料一引用者）。”

她在信未說，“這裡的生活非常有意思。為什麼不來看看我們呢？”

她在這封信上的口氣顯示出她對這場運動的廣泛目的是贊同的，她相信這是推動社會和個人（包括許多過去的敵對分子）前進的動力，並且期望猛烈的動亂將會很快過去。（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已對“造反派”發出警告，要避免粗暴行動並且記住無產階級革命派不但要解放本階級還要解放全人類）。

她在信中提到溥儀同格雷斯提出的一個問題有關係。格雷斯問，據說她現在住在一座宮殿裡，是不是真的？她答道，是的，因為她是國家副主席，所以人民政府撥了一所原來的王府給她作為寓所。她描寫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的寓所裡還是保持清靜的情況：

“我住在醇親王①的王府裡，溥儀就是在這裡出生的。園子有小溪環繞，園裡有許多美麗的樹木……草地幾乎一年到頭都是綠的。園裡還有一所兩層小樓。過去住在這裡的皇親國戚常來聽雲雀和別的鳥兒歌唱。……我確實在享受‘皇家的’待遇，儘管我並不快樂，因為有許多比我更有價值的人現在還住在簡陋的小屋裡。”②

①醇親王載灃（1883…1952）是溥儀（末代皇帝宣統）之父，1908年溥儀即位時只3歲，載灃為攝政王。今北京後海北沿46號宋慶齡故居系就原王府花園舊屋修葺並增建小樓而成，宋慶齡於1963年春從上海遷居於此。——譯者

②同上。

但在事實上，當她寫這封信的時候，她那花園住宅裡往常的安靜氣氛已經大大改變了。她聽到牆外不時傳來紅衛兵們在抓“走資派”或其他“牛鬼蛇神”和“破四舊”時那種刺耳的叫喊聲。各派的高音喇叭一個比一個響，都想讓本派的聲音壓倒對方。最使她難受的是那種低沉的聲音——打人的聲音和被打者的呻吟。

她把這些“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情況寫信告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並囑咐斯特朗把信閱後銷燬。斯特朗在回信中說，“我在收到你第二張便條的當天就親自把你的第一封信撕成碎片，扔進下水道沖掉了……沒有留下絲毫通訊的痕跡……”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北京致宋慶齡，1966年10月22日。斯特朗當時曾把宋的信給本書作者看過，所以對內容還有印象，具體文字就記不確切了。

過去，宋慶齡也常要通訊的對方把她的信件銷燬，但當時這樣做是防止革命的機密落入敵人之手。現在這樣做卻是為了對付那些自以為是“超級革命派”的人。這在她還是第一次。

在同一時期，她寫信給本書作者：

“……我想，對那些無端汙衊，我只有閉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