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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完成了兩個五年計劃……今天，中國除了能生產普通機床：……還能製造……特種機床，並以多種成套的機器來裝備機械廠和其他各式各樣的工廠。”

“……在1958年，全國農村成立了人民公社……中國農村的面貌已經起了劇烈的變化。在過去四年中……連續獲得了好收成。”

困難已經頂住並得到克服：

“從1959年到1961年，我們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自然災害是事實，但還有一個人為的因素她沒有提，即極“左”傾向的影響，這種傾向自那時以後部分地得到了糾正。——引用者）但現在我國經濟和我國人民在渡過了這三年困難時期之後，已經完全恢復過來了。我們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戰勝這些困難的。……我們相信，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撓我們繼續朝著我們的目標迅速前進——把中國建成一個具有先進工業、先進農業、先進科學文化和鞏固的國防的國家。”

她在這裡強調“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是有歷史背景的，即指赫魯曉夫片面撕毀協議、停止對華援助、撤退蘇聯專家、帶走建設圖紙，使中國的工業化事業蒙受沉重的打擊。儘管中蘇兩黨之間進行了公開的激烈論戰，她還是沒有具體明說，而只是在文章的第四部分中這樣提了一下；

“現在，中國已經不欠任何人的債。雖然我們進行了大規模的國家建設，但我們沒有借過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的一分錢，就是借蘇聯的債也已經連本帶利全部還清了。”

她的語調反映出這一事實，即：60年代初雖然日子過得非常艱難，但中國人民的政治覺悟不但沒有降低，反而提高了。大家保持了對革命的信心，外部壓力只是使公眾的意志更堅強，獨立進行的各種嘗試也使人們的自尊心增強了。（如國內石油資源的開發使人們打破了中國貧油的舊觀念。）

關於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她仍然希望重新建立和得到調整：

“我們對社會主義陣營的高度估價是我國對外關係中的一個基本方面。在我們看來，社會主義陣營不僅是由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一個集體，而且是屬於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因此……每個成員國的行動，必須有助於進一步鼓舞和支援世界各國人民每天都在進行的鬥爭。至於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關係，中國曆來主張：各國之間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主權，互相支援，互相幫助。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言行，應當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活榜樣。”

她著重指出，中國的國際威望已空前提高。繼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中國的革命已成為推動歷史前進的“火車頭”之一。中國人民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

如果說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外部敵人是美帝國主義，那末它的主要內部敵人就是修正主義：“每一個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政黨，為了使它的黨員保持高度的革命性，都會遇到向資產階級思想的滲透進行鬥爭的問題……黨員和黨政幹部同勞動人民必須經常地、密切地聯絡在一起……幹部參加生產勞動的政策是防止在工作中產生官僚主義的保證，同時也是防止在社會上產生特殊階級的保證。……世界上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者，十分指望‘和平地破壞’中國和世界的革命隊伍。他們正把希望寄託於革命事業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繼承人。”

新中國——四分之一人類所生活著的國家——解決各種問題的事實必將具有重大的國際意義。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特別感到鼓舞的是毛澤東的思想和中國源於政治信念力量的自力更生的實踐。

很明顯，宋慶齡是懷著極度滿意的心情、對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未來的信念以及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的道路必勝的信心，來回顧建國後十六年的紀錄的。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她意識到了毛澤東的看法正好同她相反——他認為進展已經停滯並且正在走向反面，他已經準備好要粉碎黨和國家的很大一部分結構，因為它們已成為阻礙前進的路障。

他所要發動的運動就是“文化大革命”。在宋慶齡寫作這篇歡快的文章的幾個月之後，這場運動就猛烈地開展起來了。它持續了十年之久。同毛澤東的意圖相反，也同千千萬萬群眾的熱望相反（這種熱望最初是因毛澤東對運動前景所作的描繪而產生的），它隨著自身的勢頭蛻變成中國自解放以來所遭到的最大的挫折。註釋

第十九章　“文化大革命”：艱難的日子，1966—1976年

（一）歷史性的悲劇

在她的一生中，宋慶齡經歷過許多充滿風暴和困苦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