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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就劉少奇而言，名次的變動只是他被徹底整垮的前奏，對朱德則是作為一種懲罰，因為他沒有參加極左的大合唱（紅衛兵已貼出大字報，把這位革命老英雄罵成沒有改造好的軍閥）。

宋慶齡已經意識到烏雲正向劉少奇壓去。她的一位女同事羅叔章回憶道：“1966年國慶節我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她。她說，‘你要是拿到什麼紅衛兵傳單，給我看一看。我在收集這些傳單，好了解形勢的發展。我很納悶。劉少奇在黨內那麼長時間了，他如果真是一個反黨的內奸，怎麼從來就沒有一個人懷疑過呢？’”①

①羅叔章對本書作者的談話。

一個國家副主席居然要靠從街上拾到的傳單來了解國家主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不能不說是這個奇怪的時代的又一個特徵。

宋慶齡對劉少奇很熟悉。他們分別是國家主席、副主席，又是中蘇友協總會（在一個長時期中是重要團體）的會長、副會長，所以在建國以後的17年中一直保持著相當密切的聯絡。她要參加中國共產黨的願望是對劉少奇表示的；她1953年1月在莫斯科最後一次會見斯大林是劉少奇安排的。在私交方面，她同劉少奇一家人都很親。①她有很多時間住在上海，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每次去上海總要去看望她，他們的孩子參加了支援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的示威遊行，宋慶齡稱讚他們有國際主義精神。每到新年，她總給他們寄賀年片，他們就把自己畫的賀年片回寄給她，她收到後會一個一個指名道謝。

①此段主要根據1987年4月24日在北京同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一次長談。以下宋慶齡給劉家孩子們的信的影印件均承王光美提供。

同時，甚至在她同劉家的關係中，人們也能看到她始終保持著的希望——這個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運動將會克服本身的缺點，真正去從事它原來意圖中的工作，即：清除停滯倒退的東西、放射出充滿革命信念和創造力的新的光輝。就人們所瞭解的情況來看，這也很可能就是劉少奇本人的想法。劉少奇的一個女兒曾是早期的紅衛兵，她寫信給宋慶齡。在回信中，宋慶齡親熱地稱呼“平平”的小名：“閱讀了你滿懷革命激情的來信，猶如看到了你們兄弟妹妹……健壯成長……你們雖然生在新社會、挺立紅旗下、蜜糖水中長，但是，你們沒有忘記革命，沒有忘記階級鬥爭，你們強烈的記憶著革命前輩為了人民的解放所進行的披荊斬棘、浴血奮戰的艱苦鬥爭；你們懷念著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沒有獲得解放”。她稱讚孩子們支援越南民族解放戰爭並去農村參加勞動，認為這是知識青年革命化的道路。她還讚揚給她寄去的婷婷的兩篇日記和源源的美術創作表達了革命的思想感情。

1967年新年來到了。這時她已經知道劉少奇的“問題”十分嚴重，但她仍然給劉的孩子們送去賀年片、筆記本和糖果，仍簽上“宋媽媽”三字。第二年，劉少奇和王光美都已失去自由，一家人流散四方。孩子們萬般無奈，只好寫信給宋媽媽求援，她把信轉給毛澤東，希望這些孩子們不至流離失所。她又回信給孩子們，勉勵他們振奮精神、好好工作和學習。直到1972年，也就是他們的父親慘死兩年之後，他們才獲准去監獄探望母親。王光美看到孩子們時的快樂以及她聽到孩子們悄悄告訴她宋媽媽對他們愛護照顧時的感激之情，她至今還記憶猶新。

（五）在“文化大革命”前期

雖然宋慶齡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保護，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五年中，她很少露面，也聽不到她的聲音。關於她的活動沒有任何公開的記載，甚至在她逝世後出版的《宋慶齡年譜》中這幾年基本上也是一片空白。

本書作者在這幾年的大部分時間中同她失去了聯絡——說得確切一點，是被單獨監禁在牢房裡——所以關於她這段時期的情況也無法從個人回憶或通訊中作些補充。但從其他的來源，可以多少理出點頭緒。

＇1967年＇

如1967年，《年譜》上只記錄了兩項禮儀性活動——作為國家副主席，接受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瑞士、越南、朝鮮和茅利塔尼亞新任大使呈遞國書；參加國慶招待會和檢閱。

實際上，這一年對她來講充滿了苦惱和鬥爭。在北京，她大部分時間呆在自己的屋子裡，看到的只有四面的牆壁。在上海，她的事業正在被拆毀，她竭力設法加以挽救，就如她後來所說的那樣：

“1966年，也就是當十年動亂開始的時候，我們中國福利會在上海的工作實際上處於停頓狀態：《兒童時代》雜誌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