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部分(第2/4 頁)

客人時感到特別親切，因為她對美國南部（黑人在南部很多）很熟悉，也有很深感受。她多次對未能會晤偉大的美國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他的護照被沒收了）表示遺憾。她對他是非常敬重的。1940年，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裡，羅伯遜曾在紐約一個露天音樂廳裡用漢語演唱了《義勇軍進行曲》，次年又灌製了包括這首歌曲在內的一套中國愛國歌曲唱片，總題為《起來》，宋慶齡為這套唱片集寫了序言。她寫道，“保羅·羅伯遜唱出了全世界人民的聲音，他灌製的這套唱片使美國人能夠聽到中國的愛國歌聲”，她為此感到高興。這套唱片有中國合唱隊的伴唱，由中國救亡歌詠活動的創始人之一劉良模指揮，他當時正在美國。保羅·羅伯遜的這一套、還有其他的唱片，她是常聽的。

她在家裡再次接待了她的朋友埃德加·斯諾——他在1960年和1964年是作為作家經特許到中國來的，而不是作為記者，因為美國國務院當時仍然禁止美國記者前往“紅色中國”，也不準中國記者去美國，儘管北京提出了交換記者的建議，華盛頓害怕作出可能被認為“承認”中國的任何暗示。所以當時兩國交流的障礙並非到處談論的所謂“竹幕”而是美國的政策。這在現在聽來可能覺得奇怪，因為現在美國堅持，世界各地不管願不願意，對美國記者都應該敞開大門。

她在家裡款待的客人中還有一些在地下活動期間就結識的朋友如陳賡將軍（關於她在30年代初期在上海秘密為陳賡治傷及在陳被捕後親往南京面見蔣介石進行營救的經過在第十三章中已有敘述）。1953年陳賡從抗美援朝前線回國時，她不但宴請陳賡和他的家屬，還親自去採購食品。1955年陳患心臟病到上海治療，她又一次這樣做。

她家的常客是一些完全屬於“民間”的人士，其中有保衛中國同盟和其他團體的老同事，還有外籍或外國血統的朋友（如路易·艾黎、馬海德和本書作者及他們的妻子），還有著名舞蹈家戴愛蓮等等。她在家裡放映電影時總要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及她相識的人把大一點的孩子帶來一同看，因為她喜歡同孩子們在一起。為小一點的孩子，她在復活節時請他們到家裡來“找彩蛋”、在其他節日則請他們來玩別的遊戲——這些遊戲都是她自己小時玩過的。

在上海和北京的寓所，她在節日和重要的週年紀念日會邀請各種級別的同事們來聚一聚——有時並非節日或週年紀念日，她只是覺得想見見他們。我記得有一次她邀請《中國建設》英文版的中外同事們去。出乎我們意料的是，她還請了周恩來總理，他輕車簡從地來到，還同女士們跳了舞。

她的親戚們——或青年時的好友也常來看望她。

在有客人來共餐時，她總是自己訂選單，有時還自己下廚，特別是為一些她知道他們口味的朋友。她請外國人嘗中國菜時，如果客人們是第一次吃到這種菜，她就解釋給他們聽，如“杏仁豆腐”、“杏仁茶”等等。有時應客人的要求，把菜譜及製作方法寫出來送給客人。一般情況下，她是不受禮物的——但食譜是例外。如果所請的外國女客人帶來自己家裡做的點心或蜜餞、醃菜之類，她會請她們把做法告訴她，日後她就找時間捲起袖子到廚房裡去試試。

在餐桌上，遇到上一些待別的菜，她會談起孫中山作為一名醫生對營養的注意。孫中山在他的著作中曾寫道，烹飪不止是一種技術，還是一種藝術和一種文明進步的標誌。他曾說，“中國有了四千多年的文明，我們食飯的文化是比歐美進步得多，所以我們的糧食多是靠植物。”（《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三講）宋慶齡說，孫中山熱心宣傳植物蛋白（如豆腐）對人體健康的好處，要是在今天，他就時髦了。①

①這部分材料有的是本書作者自己的親身經歷，有的根據曾任宋慶齡秘書的張珏在《上海商報》（1985年10月10日）上發表的一篇回憶錄。前面所引宋為保羅·羅伯遜唱片集所寫的序言據休·迪恩著《好事與炮艇》（英文），第169頁。

在50年代中期，有一次她到處尋找英文的中國菜譜，要送給當時印度尼西亞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的夫人去試做，因為這位夫人很愛做家事。邱茉莉在這件事上幫了忙，宋慶齡特地寫通道謝：①

①宋慶齡致邱茉莉，北京，1956年9月。

“從心底裡感謝你幫助我找到了這些難得的食譜。相信‘阿里大媽’收到後會不知有多高興，因為他們在中國訪問時始終沒有找到，而他們夫婦都喜歡中國菜。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夫婦在印度尼西亞被人們稱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