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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的一片灰暗中，使他看到一線光明的是香港外商船塢的中國工人的愛國行動。他們不顧扣薪、開除的危險，拒絕修理法國的船舶。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次政治性罷工，它使香港的港口實際上停頓了十天。這件事使孫中山對人民產生了新的信心，並且第一次意識到中國新生的近代工人階級（儘管它還很小）在國家的復興和進步中所具有的潛力。

1893年，即他在香港完成醫學學業的第二年（也就是宋慶齡出生的那一年），孫中山在澳門開了一個診所。雖然他的醫學知識和技術都很高超並贏得老師們的格外讚許，他在香港、澳門這兩個英、葡殖民地仍然領不到正式的行醫執照——一箇中國人要在這裡行醫是難上加難的。但他已深深地為政治所吸引，所以就像宋慶齡後來所說的那樣，他的行醫主要只是為了“掩護他的革命活動”。

除了在香港和夏威夷的老朋友之外，孫中山同下等社會的秘密結社“三合會”進行了接觸。三合會為反對清朝統治已奮鬥了兩百多年。它的會員中有許多華南的農民、僱工和從事內河和沿海航運的水手，所以有很大的機動靈活性和很好的廣泛的通訊聯絡工作。自兩次鴉片戰爭之後，它把仇恨從滿洲人擴充套件到外國侵入者身上。香港的英國統治者對三合會聞風喪膽，入會者一經發現即以違反刑法治罪。

（三）從改良到革命

孫中山雖然常被稱為“空想家”，對具體的改良也是很感興趣的。他曾給家鄉的縣太爺送過一個改進本縣農產及絲業的條陳，縣衙門沒有理睬他。他就在1894年跑到北方港口城市天津，向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上書，陳述加強全國經濟的廣泛計劃。李是出名的洋務派首領，但沒有見他。也許因為李看到他的信裡有可取之處，也許因為想把他打發走，李下令向孫發給護照，以便出洋留學。對孫中山來說，他這樣輕而易舉的改良建議都被上下各級官吏所拒絕，證明這個朝廷經不起最基本的考驗。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他發動了第一次旨在推翻清廷的武裝起義。對一個年輕的無名小卒來說，這是夠大膽的，並且是冒掉腦袋的危險的。

如果說美國當初走向獨立的第一句口號是“沒有代表權就不納稅”，那末孫中山心中正在形成的信念是“沒有革命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這個信念不是像過去曾說過的那樣閃電式產生的，而是逐步——雖然較快——形成的。一個有力（但非最後）的因素是中國又遭到了新的戰敗，這次是敗在日本手裡，時間是1894年，第二年又屈辱地把海島省份臺灣割讓給日本。另一個因素是他越來越尖銳地感覺到他在西方所見的現代化進步同他在國內所見的落後這兩者之間的強烈對比。正是要消滅這一差距的決心使孫中山最後義無返顧地從改良轉變到革命。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正是這樣如實估量，更能順理成章地探討孫中山思想發展的脈絡以及他與時俱進的氣質，比起把他說成為一開始就是革命者更近乎情理。”①

①林增平在他所寫的《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一文中根據原始資料對形成過程作了追溯。此文載《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1987年第3期，第45—66頁。原載《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

從歷史上看，這同環境也是符合的。中國當時除了革命，沒有其他路子可走。但認識到這一點需要時間。日本是在明治天皇治下進行現代化的、德國是在德皇威廉治下，而俄國則在更早一些時候在彼得大帝治下國力大振。這些例項對中國知識分子——正統派和立憲派都一樣——是很有吸引力的。

但關鍵在於情況不同，特別是地理上最接近的日本。日本在19世紀末期不像中國那樣被外國侵入者和佔領者搞得四分五裂，因為日本沒有什麼資源吸引他們。天皇的朝廷成為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中國自明亡以後就由一個很小的少數民族用武力來統治占人口大多數的其他民族，並日趨衰敗，在帝國主義侵略面前無力抵抗，只能屈服。在日本，經濟和社會力量已壯大到足以使現存體制向現代資本主義發展，而在中國則類似的力量還很弱小，缺乏高層的支援，並且沒有取得這一支援的前景。“日本式”的維新在中國既受到阻礙，俾斯麥和彼得大帝的路子也走不通。而且也不是那種歷史時代了。

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華僑社會中得到了一小批人的支援，組織了“興中會”。後來有人說，興中會曾發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兩條不是新的）、創立合眾政府（這一條是新的）”的號召。但研究結果沒有發現足以證明在檀香山已訂出這一綱領的材料。孫中山在他寫的《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