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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次大會投票透過了共產國際早在1月間提出的、在中國實行“各民主階級聯合”的方針。由張國傑等人在會上發表的相反的觀點被批評為“左傾”。但大會也拒絕了由黨的領導人（大會主席）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所發表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右傾觀點。大會透過決議，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李大釗已倡了先例），幫助國民黨改組成為民主革命聯盟，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

陳獨秀再次當選為共產黨的領袖。新的中央委員會中有李大釗等人（其中有毛澤東）。出席大會的代表30人，代表全國420個黨員（有人說還不到這個數字，因為在這之前的幾個月中爭辯激烈，黨員數字變動很大）。但在即將來臨的、十分重要的新時期中，共產黨發展很快，不但由於它本身的原因，也由於它在國民黨內起了促使煥發青春的作用。孫中山看到這種作用而歡迎這個發展過程，特別是他看清是哪些人在吵嚷反對並出於何種動機時，就更樂觀其成了。

宋慶齡後來回憶道：

“在1924年，當國共合作問題正進行討論時，我問孫中山為什麼需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他回答說：‘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有新血液。’他所說的‘墮落’是什麼意思？他指的是，國民黨員缺乏革命精神、士氣與勇氣，大家忘記了建立國民黨的目的是為了革命，因此產生了個人利益開始支配黨員行動這種不幸的後果。對於他周圍所見的一切感到厭惡和失望，他不止一次向我說：‘國民黨裡有中國最優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優秀的人為了黨的理想與目的而參加黨，最卑鄙的人為了黨是升官的踏腳石而加入我們這一邊。假如我們不能清除這些寄生蟲，國民黨又有什麼用處呢？’”①

①王崑崙著《宋慶齡——畢生為新中國奮鬥的忠誠戰士》，載《宋慶齡紀念集》，第96頁。

當宋慶齡5月初到達廣州時，那裡最突出的是軍事問題：第一，如何保持廣州這一基地；第二，最為重要，即如何實現孫中山建設一支軍隊（在蘇聯幫助下）的新的決策，這支軍隊是屬於革命的，不像過去曾附從過孫中山的那些軍隊那樣，不是以革命的“保護人”自居，就是要別人討好與賄賂。

幾天後，宋慶齡就同孫中山一道去城內各醫院慰問傷兵，這些傷兵是在附近各縣正進行的各派部隊間的衝突中受傷的。他們還一道到英德前線視察，以鼓舞士氣，確保廣州的北邊門戶。

到了夏天，7月間，孫中山與宋慶齡又一道去視察廣州飛機場。孫中山新建立的一支很小的飛行部隊的負責人、航空局局長兼飛機制造廠廠長楊仙逸剛製成了一架飛機——據說是中國製造的第一架飛機。它的機身是三夾板的、機艙有兩個座位，沒有艙蓋。那一天，這架飛機要進行試飛。試飛後，慶齡坐在機艙內攝影留念，孫建議將這架飛機命名為“洛士文”號（這是慶齡的英文名字）。這張照片對許多中國青年女性發生了極大的激勵作用，使她們深信婦女可以同樣地攀登到任何高度。這也為孫中山“航空救國”的口號增添了一段佳話。①

①《儒教與現代中國》（1937年4月紐約《亞細亞》雜誌），載《為新中國奮鬥》，第87頁。

8月14日，在陳炯明發動武裝叛亂，孫氏夫婦蒙難一週年的日子，他們重登“永豐”艦。一年前他們相繼脫險後就是在這條軍艦上重逢的。他們在艦上攝影留念。這張照片在許多書刊上都可見到：在前甲板上，他們同站得筆挺、穿著白色海軍服的軍官和水手們在一起，他們穿著樸素的常服，毫無架子，不認識的人一定看不出他們是這次活動的中心人物。

10月，他們視察廣州飛機制造廠後乘炮艇去珠江口的虎門要塞。在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中，中國軍民曾在這裡對英國入侵者進行了英勇抵抗，不幸失敗。鴉片戰爭後，中國就開始淪入半殖民地的深淵。他們在虎門看了炮兵的演練。很顯然，孫中山正從保衛革命的新的角度注意國防事業的發展，因為只有革命成功才能使國家擺脫屈辱的處境。

在這方面，關於蘇聯提供援助的探索性會談已在進行。8月中旬，一個由蔣介石為首、成員中包括共產黨人張太雷的“孫逸仙博士的代表團”被派往莫斯科。

慶齡的經常出席軍事檢閱顯示，她對於建立一支革命軍隊的重要性的認識同孫中山是完全一致的。除了對國家全域性的考慮之外，她還有許多從個人的親身經歷所引出的教訓，包括她和她的家庭在袁世凱統治下所受的困苦以及她和孫中山在陳炯明炮轟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