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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堅決反對同吳聯盟的計謀以及他所聽到的擬議中的蘇聯對東北的張作霖採取軍事行動以資促進的說法。他不僅寫信給越飛，還直接寫信給列寧。在這些信件中，他的態度是友好的，但毫無巧言令色的意思，儘管在某些方面他對於同張結盟顯得過於樂觀。（此事後來並未實現，因為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即孫預見到這個奉系軍閥陷入許多矛盾之中，使他不如吳佩孚那樣危險，但思想反動不下於吳。）

孫論辯說，一旦集結起力量以擊敗吳佩孚，張作霖不會成為絆腳石。張作為一箇中國人，不會使日本人予取予求。張的最後命運——日本人1928年謀殺了他以摧毀他在東北地方的勢力——證實了這個論點。

總而言之，不是越飛單方面對孫中山施加蘇聯的影響，孫中山也在對蘇聯申述觀點、施加影響。後來在蘇聯援助下進行的1925—1927年北伐戰爭體現了孫中山的許多設想——儘管到那時他本人已經過世了。

從孫中山與越飛的通訊中同樣可以看到，在一個革命已取得勝利的國家的外交政策與一個革命尚在進行的國家的利益之間，存在著矛盾的因素——即使兩方的最終利益是一致的。

宋慶齡從這樣一些事態發展中繼續向孫中山學習。

她也從孫中山遇到重大挫折時的無畏精神中再次學習到寶貴的東西。陳炯明的叛亂奪去了他在廣州的基地，還幾乎奪去了他的生命。但他涉險犯難，從廣州脫身回上海不過幾個星期，就又以新的精力，探索革命勝利的道路。這樣的品質她吸收並繼承了。

其次，她學習到了孫中山本人善於學習的精神以及他在十月革命後的形勢中為確定國際上的革命盟友作出了選擇。她終生維護十月革命，即使是在同蘇聯當前的作法產生尖銳的意見分歧的情況之下。

第三，她學習到了孫中山對革命行動的始終如一的信心，而不信自由主義的政治手腕，即使他的國際上的革命盟友也贊成這樣幹。

第四，她從孫中山那裡學習到在革命需要的時候就直言不諱。

在此期間，在革命內部正在開始一種程序，以彌補兩個致命的弱點，即缺乏一個真正有鐵的紀律的、能把覺悟了的群眾組織起來的革命黨以及由這個黨建立的、作為黨的先鋒的革命軍隊。

（二）同李大釗的交誼

在幾個月之前，也是在莫里哀路29號這間幽靜的、四壁書櫥環繞的書齋裡，宋慶齡聆聽了另一次開創歷史的談話——孫中山同中國共產黨一位創始人李大釗（守常）（1889—1928）之間的談話。孫氏夫婦從陳炯明的叛變和謀害行動中脫險之後所進行的這次談話，標誌著孫中山在這次苦痛和危險的經歷之後繼續探索著使革命前進的道路。

在中國的有學問的知識分子中，李大釗是一個不平常的人。他不是書香門第出身，而是道地的北方農家子弟。他的體格也不像那種弱不禁風的文人，而是非常魁梧結實。他說話都經過深思熟慮並極富啟發性。在孫中山流亡日本時的中國留學生中，他在政治上也許是跑在最前面的，此後不久就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之一。回國後，他是五四運動的啟發者和領頭人。他年僅30歲就在北京大學任歷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教授和圖書館館長，並主編中國最先進的、最有影響的月刊《新青年》。他不是關在書齋中的理論家，他同學生們一道走上街頭，後來又組織和領導新生的中國共產黨（特別是在華北）。

在外貌和衣著上，李大釗完完全全是中國式的——他喜歡穿中國傳統的長袍馬褂，而不是像他的許多同輩那樣愛穿西裝以示進步；他留著兩端下垂的中國學者式的鬍鬚。但他精通日文和英文，並通曉世界事務。他教過的學生們記得，他常要求他們把書本上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用來分析土耳其、埃及和印度等這樣一些國家的時局。他的教學法也是非正統的——他常在星期天教課，不是在教室裡講授，而是在北大圖書館他的辦公室裡同學生們進行蘇格拉底式的對話。①

①蘇格拉底（約公元前470一前399年），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古希臘三大哲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