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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慶齡致本書作者，1980年11月25日。

從以上這許多悼念文字——主要是紀念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的文詞——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慶齡直到她生命的最後一息始終認為已往的革命歷史是神聖的、中國走向未來的道路是社會主義。這一切又進一步表明，她最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她早就希望實現的一步——是何等的自然和適宜。

（四）恢復和擴大國際交往

她晚年生活中的另一特色是積極地恢復和擴大她的國際交往，其中有的是她青年時期在美國求學時的朋友。除了在第十九章中已提到的她同阿利·斯利普恢復通訊外，她還在北京會見了同那個時期有關的一些美國朋友如亨利·弗勞爾醫生、西德尼·拉尼爾（他的父親是當時美國南方的一位詩人）。在中斷了一個長時期之後，她又同母校威斯里安女子學院建立了聯絡。她給母校圖書館和不少美國老朋友按期寄贈《中國建設》英文版，並且總是親自寫籤頭。

她同重慶時期的“小朋友”理查德·楊恢復聯絡，上一章已經述及。如果說當時她是象一個長輩那樣對待他的話，那末現在她改變了，因為他已入中年，所以她要他稱她為“姐姐”。但他仍象對家中長者那樣尊重她。

理查德·楊前妻已亡故，她鼓勵他續絃，在見到他的物件後寫信說：

“我要趕緊告訴你，我已經見過海倫·凱勒了。我覺得你的眼光很不錯。她看起來很可愛而且……很能幹。希望你們很快結合，因為人生是短暫的。”①

①宋慶齡致理查德·楊，1978年5月19日。

楊是華裔，海倫是歐洲人。關於異族通婚，她在其他場合曾這樣說過：“如果雙方能相互清楚地表達，心靈會作主。我是贊成的。”①

①宋慶齡致“親愛的鄰居”，1977年10月31日。

她非常高興地接見美國百歲老人韋爾西·杭辛格·費希爾夫人。這位身體硬朗、精神矍鑠的壽星早在清末民初的時候就在中國教書，親眼看到中國君主政體的倒臺和孫中山就任中國第一位共和國臨時大總統。她年輕時曾是歌劇演員，後來成為一位主教的妻子，先後在印度和中國擔任女校的校長。她歷經幾個歷史時期，一直是一位改革者和活動家。40年代在紐約，她進行講演和募捐，透過耿麗淑主持的“中國福利呼籲會”，支援宋慶齡的事業。現在已是70年代，但她的精力似乎一點也沒有因為高齡和幾星期前摔了一跤而有所損害，她熱心地觀看這個同舊中國迥然不同的新中國。宋慶齡看見這位硬朗的婦女感到非常歡欣，傾慕她的記憶清晰、精力不衰、戰勝年齡。

她還歡迎了許多日本來訪者，包括她很早、很早以前就認識的一些日本家庭的後輩。她同孫中山一樣，是中日兩國目光遠大的人士間友誼的象徵——這種友誼在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前曾經存在，現在又在新的平等的合作中新生。

在文化生活方面，她同西方音樂的重新接觸是一個重要的內容。前已提到，她因病未能出席倫敦交響樂團的訪華演出，感到十分遺憾①。她饒有興趣地聽了其他一些音樂會。她在私人通訊中寫道：“經常有一些令人心曠神。冶的演出，艾薩克·斯特恩的小提琴演奏就是其中之一。”②她曾在演奏結束後走上臺去向這位音樂大師表示感謝，還曾參加鄧小平對他的接見，並且很喜歡他那種熱誠的性格。她特別讚賞他對中國年輕小提琴手的注意、信心和培養。在通俗音樂方面，她很喜愛美國影片《音樂之聲》（及其反法西斯的故事情節），曾多次在家裡放映招待客人（特別是年輕人）。

①宋慶齡致“親愛的朋友”，1979年5月25日。

②同上，1979年6月28日。

但在影片進口方面，70年代後期開始有大量外國烏七八糟的東西進來（可能因為這些東西價錢比較便宜），她對此很感不安。雖然她不是那種拘謹古板的女人，有一次在她家裡放映的一部影片使她忍不住發火：

“這部片子……實在太壞了……叫什麼‘紐約、巴黎及東京之夜’……那種不象話的脫衣舞之類的玩意。我真想站起來走掉，可是我找不到扶我走路的那個人，只好坐著不動……我真懊喪得要命，居然在我家裡放這種東西給（兩位客人）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