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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出席的還有“解總”、中國福利基金會、“聯總”和“行總”（它是為了掩飾一下國民黨的罪責）。在解放區，邯鄲的那所醫院改名為“夏理遜國際和平醫院”，就像解放區第一座國際和平醫院在他的加拿大同胞白求恩大夫去世後改名為“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一樣。經歷了幾乎半個世紀之後，中國人民仍然懷念他。在他百歲誕辰之際，在開封——他去世的地方——樹立了他的雕像並將一所小學命名為夏理遜小學。

①美聯社訊，刊載於上海英文報紙《大陸報》1947年4月5日，附決議全文。

在這些為宋慶齡所讚頌的“聯總”醫務工作者中，有三位被派到張家口市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工作的美國人，即；陶樂賽·桃愛爾、摩西·奧斯布林和麗琳·凱泰。當蔣介石軍隊向這個解放區中心城市進攻時，醫院也必須撤退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這三位美國人放棄了乘飛機回北平（北京）的最後機會，隨著醫院長途艱苦跋涉並在新址繼續工作好幾個月，始終沒有停止治療看護病人和培訓中國醫務人員的工作。

還有更多的“聯總”工作人員主動地把藥品、裝置和技術帶給解放區。他們之中有赫伯特·K·艾布拉姆斯醫生、利奧·埃勞塞醫生，美國黑人霍華德·彼得森醫生和凱瑟琳·科爾塔德，捷克醫生瑪格達琳·羅比塔什利，還有曾參加過西班牙“國際縱隊”的幾位歐洲醫生。在“聯總”之外，還有公誼救護隊的英、美籍隊員，包括曾在延安工作過一段時間的護士瑪格麗特·斯坦利。這些人員的名字不可能一一列舉，但不論他們曾在那裡做過工作，那裡的中國人民就會永遠感激和懷念他們。

這些工作人員在不同程度上衝破了“聯總”加給他們的限制——“聯總”的高層在美國戰後政策的壓力下越來越背離這個機構自己制定的“政治上一視同仁”的憲章，也越來越變得辦事死板、機構臃腫、指揮不靈。原來在“聯總”工作的西爾維亞·坎貝爾在1946年的家信中說，“在上海，‘聯總’的人員實在是太多了，我們需要一個相當大的官僚機構來相互服務”。她又說，“只要我們必須透過腐敗的中國救濟機構（國民黨的‘行總’）來辦事情，那末真正需要救濟的人恐怕會得不到什麼東西。”因此，她步譚寧邦的後塵，離開“聯總”到中國福利基金會去工作（在這之前她已義務工作過）。譚寧邦在大戰中曾任美軍上尉，復員後從“聯總”轉到中國福利基金會任總幹事。坎貝爾到中國福利基金會後給家裡寫信說：

“我在這裡一星期內所做的有價值的工作比在‘聯總’或‘行總’一年裡能做的還多。……坦白說，我在年輕時為了謀生也賣力氣幹，但沒有這樣拼命，而且總是有許多事做不完。在‘聯總’窩囊了9個月之後，這真使我感到快活。”

她就這樣繼續幹了3年，碰到了許多困難，但情緒卻越來越高。

像坎貝爾這樣的新人——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逐漸參加到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隊伍中來。這個隊伍裡的老人是在香港和重慶就開始工作並幫助宋慶齡完成從重慶到上海的轉移的廖夢醒和德國人王安娜。

在反對國民黨不正當地分配和使用“聯總”援助的鬥爭中，最引人注意的可能是黃河花園口堵口工程。1938年6月，即抗戰的第二年，蔣介石下令炸燬鄭州以北花園口黃河大堤，企圖利用洪水阻滯日軍前進。這個軍事目的並未達到，日軍仍迂迴前進，進攻武漢，而黃河的洪水卻淹沒了河南、安徽、江蘇三省54，000平方公里土地、淹死89萬人、受災人口1，250萬（炸堤之前不作任何撤退居民的措施，甚至事先不發通告）。現在，在8年之後、在戰爭已經結束之後，國民黨卻急於要堵口，使黃河復歸故道，實際上又是為了軍事目的，不過這一次不是對付日軍，而是對付解放區。因為花園口以下的黃河故道已乾涸了8年，兩側都是解放區，如果不作妥善安排，堵口後這片解放區就將盡成澤國，而這正是蔣介石的目的。周恩來和董必武代表中國共產黨要求先修復鄭州以下黃河大堤並妥善遷移安置故道區內居民，然後再進行堵口，使黃河復歸故道。儘管在這一工程的程式上雙方早有協議，國民黨卻堅持在準備工作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強行堵口合龍，使下游許多人喪生。

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在一份給國務卿的秘密報告中說，“共產黨一直堅持要有五個月時間用以撤退住在故道區內的居民，然後才可以堵口，所以對國民黨提出了強烈的譴責——多少有點道理。”①

①以下有關國際和平醫院的記述，請參閱《永遠和黨在一起》一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