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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合”）在國民黨和共產黨領導的區域都開展工作。還有上面剛提到過的中國紅十字會醫療服務隊也是在國民黨區工作的。這同國民黨對任何它所不能控制的東西一概排斥是明顯的對照。

在香港，宋慶齡徵集各方面人士的支援和捐贈。他們之中有中外籍的官員、銀行家、工商業家。應孫夫人的邀請常在保盟活動場合出現的有港督羅富國爵士。上面已經提到捐贈新式救護車（帶手術間）的英國工業家約翰·桑尼克勞夫脫爵士。挪威船主埃裡克·莫勒（他在遠東有一支商船隊）也捐贈了一筆鉅款。

至於香港的中國富人，一位前保盟會員曾幽默地回憶起他在為“工合”籌款的一次聚會上所見的一幕：

“廖夢醒的母親（直爽的何香凝）拉著何東爵士（香港的中國首富）女婿羅文錦的右手，硬是逼著他寫下捐款的數額。其他名人排成隊，挨個來，為工合籌到了一大筆錢。”①

①吉斯赫醫生的弟兄伊剛·愛爾文·吉斯赫是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著名的左翼記者。

這可以作為當時流行的愛國口號“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體現——廖老太太“有力”而她所“捕捉”的物件“有錢”。但實際上他們所以覺得難以拒絕是因為宋慶齡在場。

本地富裕人家的太太和家在香港的國民黨要員的夫人們都自願為保盟義務工作——多半是因為能同孫夫人一起工作是件光彩的事。她們捐贈或幫助徵集許多古董字畫，由保盟委託美國和法國的友好團體拍賣，得款資助保盟的救濟專案。不幸的是，美國不同意給這批東西免除進口稅，雖經羅斯福總統夫人接到宋慶齡等呼籲後親自出面說項，也未奏效。法國雖准許免稅，但它自己不久也打仗了，這批東西沒有賣掉，存放在中國駐法大使館裡，後經顧維鈞大使夫人的努力，才又返回香港。

香港中國首富何東爵士的女兒伊娃醫生（何嫻姿），在保盟做基層工作，非常勤苦。國民黨右派要人胡漢民的女兒胡木蘭幫助碼放和分發供應品，勞動也十分辛苦。在這樣的勞作中，宋慶齡自己總是帶頭。看到高個子、臉色白皙的胡木蘭同小個子、黑面板的廖夢醒和宋慶齡在一起幹活，真是有意思，因為胡漢民和廖仲愷（她們兩位的父親）曾經是水火不相容的政敵。為了抗戰中的民族而實現這樣廣泛的團結，全由於宋慶齡創造了必要的氣氛。

堅定的原則性並沒有使保盟陷於孤立。這一點在宋子文退盟造成的危機中可以看出來。她很快就籌建了一個由中外贊助人組成的新機構。中國方面有孫科、馮玉祥將軍；國際方面有印度的尼赫魯、愛德華醫生（國民大會黨援華醫療隊前隊長），美國的保羅·羅伯遜（偉大的黑人藝術家和自由戰士）和賽珍珠（中國出生的女小說家）、甚至還有克萊爾·布思——《時代》雜誌大老闆亨利·盧斯的夫人（想到後來他們所持極端的“冷戰”立場，她的參加似乎不可思議），德國的託瑪斯·曼（著名作家、這時因受希特勒迫害流亡）。

在這個“遠東慕尼黑”看來臨近難以捉摸的時期，宋慶齡拒絕了來自外國官方人士的、要她搬進蔣介石在港的一處房子的提議。認為這是無原則的。向她提議的是英國駐華大使克拉克一寇爾爵士，她同寇爾大使私交甚篤，也許正因為這一點，才要大使出來對她施加壓力。她不客氣地加以拒絕有可能使保盟在英屬地香港的處境困難。但在這件事情之後，她和保盟沒有縮手縮腳，而是繼續利用每一個有著共同利益的領域，避免同港英當局的關係出現不必要的緊張。隨著英日矛盾的尖銳化——這是不可避免的——雙方的關係又趨改善。

儘管同香港高層進行合作，有了分歧還是需要指出。不過，宋慶齡不是用直接辯駁的辦法，而是在自己發表公開談話時有針對性地闡明觀點。1941年中，英國已與德國交戰但尚未與日本開仗，香港總督羅富國——他對保盟一般說來是友好的——為贊助保盟的一次募捐活動，說了這樣一段話：

“遭受自然和人為的侵害的不幸的受難者，以及這些無助的人的要求，是值得大家支援的，這就是這次活動的目的。”

在同一個場合，宋慶齡在她的講話中有意識地用了另一種調子——她不是把中國人民說成僅僅是“受難者”（當然更不是“無助的人”）而是戰士，援助這些戰士是對共同敵人法西斯主義的打擊：

“這個月在英國，中國運動委員會不顧敵人轟炸的威脅，卻在為爭取中國的醫藥救濟經費而展開一個巨大的……運動……這個星期在菲律賓，也正在舉行一個類似的、紀念中國抗戰四週年的運動。這個運動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