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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在餐館裡吃幾道菜的價錢，所有盈餘交給工業合作社作戰爭難民救濟之用。她在香港“一碗飯運動”開幕式上致詞：

①香港《大公報》，1939年12月11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122—123頁。

“一碗飯運動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濟被難的人們，並且是要節飯節食，來表示犧牲的意思，這是我們做人的美德……香港的一碗飯運動，更含著一種深長的意義，因為這次捐款是要幫助工業合作社去組織及救濟難民和傷兵，這是鞏固經濟陣線，是生產救國，是幫助人們去幫助自己，是最妥當的一種救濟事業。工業合作社是民主性的組織。我們這樣富有民主性的一碗飯運動，來使工業合作社完成救濟事業，豈不是很愉快而值得提倡的嗎？”

兒童工作也是她時刻放在心上的事情。保盟在香港發出的第一份有插圖的傳單是她向全世界發出的“救救我們的戰災兒童”的呼籲。她說，“他們代表著我們未來的一代。他們將來要在這片他們的父母正在為之戰鬥、受苦受難、流血犧牲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新的中國。……我們絕不能讓戰士們的子女成為‘迷失的一代’。……請你們把對中國的同情心表現在幫助儲存中國未來的有生力量的行動中。”①她在這方面的工作還不限於保盟。香港“中國戰爭孤兒救濟協會”成立後②，她擔任名譽顧問，其他的顧問有國民黨要人她的姐姐宋靄齡、弟弟宋子文等，還有當地名流，實際做工作的大部分是左派人士如何香凝和她的女兒廖夢醒、顧淑型（陳翰笙夫人）等。1939年9月，歐洲的戰爭爆發後，它制定了把一部分工作轉移到內地去的計劃。

①除香港外，還在倫敦、舊金山等地舉行。根據《保盟通訊》的記載，香港的“一碗飯運動”於1941年7月至8月舉行，7月1日舉行開幕式、9月1日舉行閉幕式，宋慶齡均親自出席。她在開幕式上的講話發表於香港《華商報》1941年7月2日、轉載於重慶《新華日報》1941年8月15日。此處轉引自劉家泉著《宋慶齡傳》，第374頁。

②《救濟戰災兒童》（1939年3月28日），收入《永遠和黨在一起》，第5—6頁。《保盟通訊》及保盟其他出版物刊載了許多關於保盟兒童工作的報道，包括馬海德和黎雪（路易·艾黎的養子）發自延安的報道。

宋慶齡的募捐工作不論採取什麼方式，總是同反法西斯和民族解放這兩個主題有關聯的。這一點在文化領域中表現得很明顯。在保盟主辦的義演中有兩部德國反納粹作家寫的話劇（恩斯特·托勒爾的《霍爾牧師》和弗里德里希·沃爾夫的《馬門教授》，都譯成中文上演）、一部好萊塢（華納兄弟影片公司）電影《裘萊士》（條萊士是19世紀領導墨西哥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戰士，由保羅·繆尼扮演）。宋慶齡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說，“這部影片也是為我們的事業的絕妙宣傳，因為當時墨西哥的情況同我們現在的情況有許多相似之處。”①

①在香港《大公報》（1938年6月6日，1939年5月25日、6月11日及12日、9月16日）上多次刊載了與宋慶齡有關的在當地開展兒童救濟工作的報道。

還有一部報道中國抗戰實況的實地拍攝的紀錄片《四萬萬人》，是由世界著名的紀錄影片大師、荷蘭的佐裡士·伊文思導演、由美國電影明星弗雷德裡克·瑪爾契解說的。但在送港英政府審查時，未獲透過，因為它怕得罪日本人。

許多作家和表演藝術家、音樂家在香港時都幫助宋慶齡開展工作、也接受她的資助（他們當時的生活很艱苦）。他們在新中國成立後都成了各自領域中的帶頭人，如劇作家和導演夏衍、陽翰笙和歐陽予倩、小提琴家和作曲家馬思聰、特立尼達出生的舞蹈家戴愛蓮（她曾在英國的蘭伯特、約斯這兩個芭蕾舞團①學習和演出，在新中國是開拓性的舞蹈家和編舞家）。為保盟畫宣傳畫並在保盟主持下舉辦過畫展的畫家有葉淺予、丁聰等人。陳依範（武漢時期外交部長陳友仁之子）把他從延安帶回來的反映鬥爭的振奮人心的木刻、連同他自己的繪畫和漫畫舉辦過展覽。

①蘭伯特芭蕾舞團為英國現存最古老的芭蕾舞團，1935年由著名芭蕾舞蹈家瑪麗·蘭伯特（1888…1982）建立，她因在建立英國芭蕾舞方面的功績於1954年獲不列顛帝國勳章。約斯芭蕾舞團由舞蹈家庫爾特·約斯（1901…1979）建立。——譯者

為了推進革命文化和發揚革命傳統，1941年在香港舉行了紀念中國新文學先驅者魯迅逝世五週年和革命家鄧演達殉國十週年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