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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末。1946年1月，國民黨眼看無力佔據上風，同意實行新的停戰。這段暴風雨前的寧靜是由兩方面因素促成的：在國內，全國人民反對和厭惡內戰；在國際上，勝利的各盟國之間達成諒解，1945年12月，蘇、美、英三國外長在莫斯科會議上同意不干涉中國內政（它們之中誰也不想為了中國問題而產生對抗）。在佔統治地位的國民黨方面，他們把停火不是看作邁向和平的一步，而是贏得時間的計謀，以便在美國幫助下運輸、訓練和擴充軍隊，對共產黨作最後的攤牌。

國共雙方簽訂停戰協定是在1946年1月上旬。為了實行這個協定，成立了軍事三人小組（國民黨代表張群，後為張治中，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美國政府代表馬歇爾），並在北京組成軍事調處執行部，下設執行小組——執行部及小組均由國民黨、共產黨和美國三方人員組成，執行小組分赴各對峙或衝突地區，執行調處工作。

即使在前線暫時平靜的時候，國民黨在它統治的後方地區仍加緊鎮壓反內戰運動。1945年12月1日，在雲南省會昆明發生了國民黨軍警特務以暴力鎮壓、四位西南聯大學生慘遭殺害的事件。宋慶齡回到上海之後首先參加的公眾活動之一就是有兩萬人參加的追悼四烈士的大會。

後來，她又參加了追悼李公樸、聞一多的大會。李是救國會“七君子”之一（參閱第十四章），聞是著名的開明學者和詩人。這兩位舉國敬仰的愛國人士只因為公開主張中國在戰後應實行和平民主，在1946年7月在昆明先後被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的手下暗殺。對他們的悼念活動成了對國民黨暴行的抗議。

像這樣的集會，宋慶齡總是親自出席。與此適成對照，國民黨中央六屆二中全會她就不去參加（她在名義上是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對她又一次運用“又拉又打”的手法，在這次全會上把她選入“中常委”。正如在一切關鍵時刻一樣，她不但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明白無誤地表明瞭她的立場。

她在上海居留的這一時期（1945—1949年），在國內局勢的發展上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有六、七個月，為避免或控制內戰的談判繼續著（美國的馬歇爾將軍充當表面上的調停人）；第二階段有三年，內戰猛烈進行著。

這場內戰本身又可以分成三個時期。

最初，國民黨在美國支援下進行了長達一年的攻勢，控制了全國幾乎所有城市，並在1947年攻佔了延安，從而大事吹噓它在全國已經獲得勝利。

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並沒有被摧毀。相反，它的力量發展起來。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數以百萬計的農民踴躍參軍，以保衛土地改革的果實——透過土改，中國農民幾千年來第一次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中，解放區擴大和增加了。人民解放軍正規部隊廣泛地、巧妙地開展運動戰，殲滅了國民黨許多大部隊（國民黨軍計程車兵絕大多數來自農民，土改只會給他們帶來好處，所以他們看不出有什麼道理要為反對土改的國民黨賣命）。許多國民黨士兵被俘後很快就參加了革命的行列，一些技術兵種計程車兵把技術帶給了原本缺乏技術的解放軍。一大批美製武器因俘獲或國民黨部隊投降而轉入解放軍手中。

最後，從1947年下半年起，人民軍隊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然後是總反攻，大城市相繼解放。

同上述歷史時期中的兩個階段相應，宋慶齡的保衛中國同盟（現改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在上海的工作也可分成前後兩個階段。在前一階段，它還能給解放區送去一些醫療用品及其他救濟物資。在後一階段，這樣做已經變得幾乎完全不可能，它的活動大多隻能限於上海，給貧苦人民以援助——不只是作為一種慈善事業，而是帶著一種進步的傾向和動機。在她居滬的最後一段時間，革命已經勝利，又有可能向上海以外的專案輸送供應了。

宋慶齡在1945年底回到故鄉上海時，她個人的處境在某些方面較之戰前更加不安定和危險。戰前的上海有外國租界，租界當局雖然也是反動的並且常常同中國的市政府相互勾結，但多少還有一些可以利用的活動餘地。戰後，租界已被取消，上海全歸國民黨統治，過去的一點活動餘地也沒有了。但出現了一個新的有利因素，那就是宋慶齡的聲望無論在國內或在國際上在抗日戰爭期間都已大大提高。

至於她在上海的寓所，她發現她所喜愛的在莫里哀路上的那座房子——她同孫中山曾在這裡生活和工作、後來她又一個人住在這裡繼續奮鬥——已經不能居住了。她告訴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