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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這所老屋幾十年來年久失修，破舊不堪。確實，原來只有幾戶人家的這個窮村已經拋荒。今天，這所老屋經過細心修葺，看起來好多了，也許比它新蓋時還要強些。但宅基仍是原來的，房屋設計也都按原樣：在一個有圍牆的小院子裡，兩邊各有一排三間（每間約10平方米）。其中一排原來是韓鴻翼（慶齡的祖父）一房住的，他的三個兒子（其中一個是慶齡的父親）都是在這裡出生的。另外一排屬於慶齡的叔祖父。1988年，本書作者在這所翻修過的老屋裡訪問了慶齡的叔伯兄弟韓裕豐。裕豐當年也是在這所老屋裡出生的，現在就擔任著這宋氏舊居的保管員。

韓裕豐精瘦結實，仍然是個農民的樣子，識字也不多，雖已87歲，卻身體硬朗，頭腦清楚。他是慶齡父輩那種型別人的活代表。他又是一個例項，說明中國現代歷史在他們身上與在他們那些著名的親屬身上產生的作用何等不同。

韓裕豐年輕時去過馬來西亞，在橡膠園幹活。他生了13個子女，其中一個兒子韓清源十幾歲中學畢業後就參加了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從1941年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對日本人作戰，後來又同捲土重來的英國殖民主義者作戰，1948年陣亡。韓裕豐自己為游擊隊做過一些後勤工作，被遣返中國，她的妻子和另外7個孩子跟著回來。現在他的一個兒子在文昌教書，一個女兒原來是計劃生育工作幹部，不久前剛調到縣的宋慶齡基金會任秘書。其他的子女都是農民或家庭婦女。

在這裡要附帶糾正一個一度流行的說法——即：宋慶齡從來沒有到過海南，她對祖籍不感興趣。1938年她在香港工作時，聽到海南農民擊退一隊試圖登陸的日軍，曾興奮地寫信給一個友人說，“海南島（我的故鄉）的農婦們……從地頭奔回家裡……丟下工具……同男人們一起用老式的來福槍成功地把入侵者趕走”。她接著寫道，“我多麼為我家鄉的姊妹們感到驕傲！希望一旦情勢許可我就回去看看”。

這件事情是如此深刻地印在她的心裡，在她為美國刊物《亞細亞》1942年7月號寫的一篇大文章裡又提到了它：

“婦女們不但勞動而且作戰。我自己就知道一個例子。海南島一個村裡的婦女，當男人不在的時候，曾打退日本人的一次小規模登陸。他們只有農具可以用來作戰。許多人被殺死，但是敵人的部隊卻不得不退回船上去。”①

①《中國婦女爭取自由的鬥爭》，收入宋慶齡《為新中國奮鬥》一書，第137頁。

多年以後，在1959年，當海南收穫第一批咖啡時，她送了一包給一個友人作為禮物，並熱心地寫明是“從我的海南島來的咖啡”（在“海南”下面還劃了一條著重線）。①中國大陸解放前後，她曾同家鄉親屬透過信。1955年，文昌縣發生旱災，她親自捐款救濟。更早一些時候，當孫中山在1919年把她家鄉附近的清瀾列為計劃擴建的港口之一②時，她一定也是很高興的（這個計劃現在已經實現）。

①1959年6月26日致本書作者已故前妻邱茉莉的信。

②見孫中山的《實業計劃》。

最後，在她逝世後，她祖居村莊所在的鄉被恰當地改名為“慶齡鄉”，以示崇敬。由祖籍文昌的海外華人（在東南亞等處人數很多）和華僑捐資興建了一所中學，以培育這個鄉的孩子——這所中學也以她的名字命名。這個鄉及附近地區正在建設成一個旅遊區。文昌縣的宋慶齡紀念館已於1987年開放，正在籌辦一所宋慶齡大學。

（二）父親宋耀如：富有傳奇色彩的生活道路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一個世紀之前。正是這個缺地農民韓鴻翼的兒子教準成了慶齡的父親，以及名聞中外的“宋氏家族”的始祖。他生於19世紀60年代，他的生活道路是由中國（特別是南方各省）當時所處的困境所決定的。中國在1840—1842年和1856—1860年的兩次鴉片戰爭中慘敗，不但割讓領土，還被迫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喪失主權。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在外國侵略者面前一籌莫展，任其宰割。

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及運輸工人是中國的基層人民，他們早就飽受封建地租和苛捐雜稅的壓榨，現在又加上新的橫徵暴斂，因為侵略者迫使中國償付鉅額賠款（中國要出錢讓外國人打敗自己！）。洋貨和洋船毫無限制地湧入中國，又使成千上萬的手工工人和船工失業。如果不打碎本國的和外國的鎖鏈，中國既不能保持它的舊秩序，也不能建立新秩序——這樣一種兩難境地必然造成爆炸性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