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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極度失望。靄齡1904年去美之後，她們就成了一對分不開的遊戲夥伴。那時她家住在上海虹口一座自建的花園洋房裡，有圍牆環繞。慶齡雖是姐姐、又比較沉靜，但她同妹妹常常不顧父母的禁止，偷偷溜出園門到鄉間曠野去玩一會兒。在美國期間，靄齡畢業回國後，慶齡負責照看小妹，有三年時間實際上擔起了父母的職責，而美齡也愛她的二姐。在以後十多年時間裡，她們之間沒有顯示出任何裂痕——相反，她們既是同胞姐妹、又是知心朋友。1915年，慶齡打算不顧父母的反對同孫中山結婚。她寫信去希望得到同情和理解的是還在美國上大學的美齡。有一種說法認為，年輕的美齡是這個家庭裡唯一讚成這樁婚事的成員。①

①本段部分取材於一篇中文文章《慶齡和美齡》，見《演講與社交》，北京，1986年第3期。又參見曹雲霞著《宋慶齡與宋美齡》，香港《鏡報》，1981年第4期。

後來，緊接著蔣介石在1927年對革命者進行大屠殺之後，美齡同蔣結了婚，並使蔣煞有介事地（在政治上也很有利地）信奉基督。這樁婚事使慶齡心中充滿憎惡。“如果他是基督徒，那末我就不是”。慶齡後來曾這樣說。

就這樣，從這段較晚的時候起，透過她們作為兩個對自己負責任的成年人對社會和政治環境的不同反應，慶齡對美齡逐漸形成一種不以為然的看法。這本來是原則性的分歧，但作為一個曾摯愛過這個小妹妹的姐姐，她在個人感情上所受的損害，使這種反感更·趨強烈。

據慶齡那位兒時在湖群學校的同學說，慶齡性格中另一在幼時就顯露的特點是，她好像從不慌張著忙，情緒總是很穩定的。只有在丟失什麼東西或把什麼東西弄髒時，她才會有點手忙腳亂，但一會兒也就過去了。

她的心很軟，有一次看見廚師宰鴨，她就跑開並且哭起來了——從此她在這個學校裡就再也不吃鴨子。

還有一點，就是她的專心好學。據美國新澤西州薩米特鎮圖書館前館長路易絲·穆爾回憶，慶齡在這裡上第一所美國學校時，她總來借一些“年紀比她大得多的人才看的書”，並且貪婪地讀著。在威斯里安學院，她興趣的廣泛——從文學到歷史、哲學——可以從她被任命為院刊編輯一事上充分體現。

她從早年起就立志為他人服務。她顯然曾一度想當醫生。她的一個同班同學在“畢業預言”中寫道：“我很快就得去中華民國，並把我自己置於醫學專家宋慶齡的看護之下。”她對醫學的興趣後來因為嫁給孫中山——他是一位醫學博士——而更增加，並保持終生。倒是在給靄齡的“畢業預言”中有同學曾說她會在官場中躋身高位。

大學女生總是充滿浪漫的幻想的，慶齡有沒有呢？同年畢業的友人瑪麗·斯塔爾回憶道，“她常給在哈佛的一個男孩子寫信——你要是知道我幫她寫了多少信一定會吃驚。她一接到那個男孩子的信，就會飛也似地跑進我的寢室，我們一起讀信，一起商量怎樣回信。”①很顯然，慶齡同這個男孩子的關係不會是很密切、很認真的，要不然她不會同這位女同學“共享”情書，而且也沒有材料說明她到底見過他沒有。

①瑪麗·斯塔爾的話見美國喬治亞州一張報紙上署名約萊恩特·格溫的一篇報道，可惜這篇報道的影印件（來自威斯里安女子學院）上沒有註明報名和日期。報道的第一段引用電訊說，“在喬治亞州受教育的孫逸仙夫人正被推薦為紅色中國的主席”，由此可證明這張報紙的出版年份是1949年。在這篇報道中，記者格溫採訪了斯塔爾小姐和另外三位宋慶齡的老同學，一起回憶往事。

但她對於女同學們的“羅曼史”、對於男孩子，當然並非毫無興趣。有一封她在威斯里安上二年級時寫給女同學的信為證：

“你怎麼樣，還有查理，他見到‘世界上最甜蜜的少女’了嗎？有幾位客人來過這裡，包括羅西納的追求者在內——你的朋友和崇拜者內夫先生已經走了。你的另一位迫求者保羅·薩頓回家去了。保羅想你想得不得了……好多男孩子要來……”①

①致詹尼·多爾蒂的信，1909年9月9日。

另外一段有趣的回憶是最近由美國緬因州的一位老太太提供的。她的已故姨媽少年時有一次在科德角一個女童子軍營地度假，曾遇到宋氏三姐妹。在一次營火晚會上，慶齡用中國話發表了一通演講，題目是《給婦女選舉權》。雖然在場的美國女孩子一個字也聽不懂，但慶齡的表情和語調是如此生動傳神，以至於使她們似乎都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的這一表演使大家很感興趣並留下深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