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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亦為女權運動之佼佼者，主張用激烈手段爭取英國婦女參政權，1903年與其母共建婦女社會與政治聯盟”，1905年曾被捕入獄。A。E。S。v。

②貝爾蒙特（1853…1933）為美國女社會名流，積極參與女權運動，曾建立紐約婦女參政機構“政治公平聯盟”。——譯者

但在宋慶齡思想中，有一種看法是已經明確的，那就是：中國婦女的解放是整個民族解放的不可分離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過來，中國的民族解放也離不開婦女的解放。後來，她不再期望在老的政府形態下婦女或整個國家會獲得有效的進步，轉而支援爭取婦女權利的鬥爭並把它作為革命鬥爭的一部分，這一革命鬥爭是她的被欺凌的祖國和人民中佔大多數的被壓迫被剝削的勞苦大眾——不分男女——所進行的。

在《阿媽》①一文中，她懷著敬愛之情敘述一位社會地位低下以至“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的女僕。雖然目不識丁，這個女僕卻熟悉自己民族的傳統，有頭腦，很能幹——“她很會說話，隨便什麼事都做得很成功”。年輕的宋慶齡是在富裕人家出生的，迄至當時所能接觸到的勞動婦女只有女僕，但她已能把她們看成同自己平等的人，認為她們的品格是值得欽佩的，她們的潛力是不可限量的。

①載《威斯里安》1913年4月號，第164頁。

60年以後，宋慶齡多年的貼身女侍李姐（李燕娥，她的身世同《阿媽》中所寫相似）比她先4個月去世。那時宋慶齡已是世界上地位最高、最受尊崇的女性之一，但她卻親自安排，要把李姐葬在她自己將來的墓地上，位置一樣，連墓碑大小也一樣。事情後來就是這樣辦了的。今天，她們一同長眠在上海的宋慶齡紀念公園裡。

宋慶齡在美國的居留到1913年8月結束，這位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啟程回國。

在太平洋郵船公司的“高麗”號上，她曾給教過她的老師哈澤德夫人寫過一封信，原信儲存至今。①這信是從8月14日在船上開始寫的，直到9月12日才在加了一段附言之後在日本神戶寄出。

①這封信的筆跡清楚有力，她一生中的字跡都是如此。張彥在訪問威斯里安學院時得到了一個影印件，並熱心地提供給本書作者使用。

這封信的兩個部分（主體和附言）很不一樣，其不同的程度有如她已離開的那個環境同她正要進入的那個環境之間的差別——前者是安靜的梅肯校園，後者是動盪的中國革命。從孫中山在日本的流亡地，也就是中國革命的臨時指揮部看來，革命正進入第二階段。

信的頭六頁是在旅途中寫的，是一個生氣勃勃、交遊廣闊的大學生一口氣寫下來的旅行隨筆：“現在我正航行在太平洋上，過得非常快活。……我在6月22日離開波士頓去加利福尼亞……我在伯克利〔中國）代理公使夫人（我家的朋友）家裡度過了愉快的兩週。駐舊金山的總領事正巧是我溫姨父在大學裡的好朋友，他們一起為我安排了一個很有趣的日程。

“我遊覽了所有有趣的景點，成天不是宴會就是看戲，直到我習慣於這種高階的生活——和簡單的頭腦（？）。在中國留學生招待會上，我又是‘貴賓’……我上船時，發現船艙裡裝飾著鮮花，堆滿了各種報刊和水果。我真覺得自己成了要人了。”

這番自我嘲諷的話表現了她在當時及以後都能客觀地、自得其樂地看待自己。她的這種有點調皮的幽默還可以從她對旅伴們和船上活動的評述中看到。比如她寫到由一個夏威夷樂隊伴奏的舞會：“就連傳教士也來參加了一呵！一當然只是作為觀眾。”這個來自威斯里安的姑娘是嚴肅的，但不古板、也不顯得道貌岸然。

她對家庭的感情是濃重的。“再過五天，我就要在橫濱見到父親——也許是全家人了！時光怎麼過得這樣慢呀！”

接著，語言轉得嚴肅一些。“我帶著一封給孫逸仙博士的信……在中國，局勢正在變得嚴重起來，我猜想我們大概將不得不在日本呆一段時間，因為即使在‘不許插手’的上海①，也不安寧。”

①上海的外國租界在中國時局發生混亂時往往可以免於波及，所以這裡這麼說。

但她覺得她回家鄉的時間不會延誤太久，所以她寫下了覆信的地址：“上海東餘杭路628號”。她還說，想重訪美國。“如果不是更早一些，那末我希望在1915年的巴拿馬博覽會上①會見到你。”

①指1915年在舊金山舉行的“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中國參加了這次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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