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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話結束時，我問他：“有什麼想法？”

他答：“我是共產黨員，我決不離開這裡。”

我馬上補充道：“當你師到在前沿陣地，所有在這個地段上獨立作戰的部隊都歸你領導。”

羅季姆採夫思索片刻說：“他的指揮所位於集團軍指揮所的後方，他呆在自己的指揮所裡會感到不安。”我安慰他，並保證，只要步兵師完成這次作戰任務，我們將允許他把指揮部挪到前面去。

接著，我強調說：“我們沒有權力指望敵人會消極行動。敵人將不惜任何代價消滅我們、佔領城市。所以，我們不能夠僅限於防守，而應該抓住每一個有利戰機，打反攻，把我們的意志強加於敵人，並用我們的積極行動破壞敵人的計劃。”

時針快指向下午4點，離黃昏只剩下5個鐘頭了。我們這些被打散了的、極端疲乏的部隊和分隊，能在中央方向再堅持10個、甚至12個小時嗎？這比任何事情都使我擔心。指戰員們能完成這似乎是人的力量所不能完成的任務嗎？如果不能，那麼，近衛步第13師就可能在伏爾加河左岸成為一場悲劇的見證人。

這時，傳來一個訊息：執行反衝擊任務的混編團的許多指揮員都犧牲了，目前該團處於無人指揮狀態。我們已經沒有預備隊。最後的一支預備隊——警備連和集團軍司令部人員也都已經投入戰鬥。透過掩蔽部的頂蓋，傳來德國飛機馬達的轟隆聲和刺耳的炸彈爆炸聲。

為了找到不管什麼樣的預備隊，我把師長阿·阿·薩拉耶夫上校叫來。他是警備司令，他的師控制著各備用防禦點和城市的各火力支撐點。

他向我詳細地報告了師裡的狀況、他們部隊守衛的防禦區及城裡和工廠區的情況。

從他的報告中我才弄清楚，原來他那裡的防禦工事大都是由一些小的火力點組成，其中25％—30％是土木結構。當然，這些防禦工事不夠穩固。我親眼見過一部分工事，其中包括街壘，確實不能成為作戰的必要的火力支撐點。

我問薩拉耶夫上校，他是否清楚，他們師已歸屬集團軍，他應該無條件地服從集團軍軍事委員會領導。我問他，是否需要給方面軍軍事委員會打電話問清楚這個問題。薩拉耶夫回答說：他是第62集團軍的戰士。

但是，不能指望把他的部隊作為預備隊來擋住敵人的突擊。因為不能把他們從那些支撐點上撤下來。可是，薩拉耶夫手中還掌握著幾支由各要塞，各防區司令率領的各工廠和地區的武裝警衛隊。這些由城市警察、消防人員、工人組成的警衛隊總人數達1500人。他們的武器數量不足。我命令上校在市中心找一些堅固的建築物，每個建築物裡配上由共產黨員指揮的50—100名戰士的戰鬥分隊。他們要在這些支撐點裡固守，並堅持到最後。我提醒說，他的師及武裝警衛隊可在集團軍彈藥補給處領到武器和彈藥。我指示薩拉耶夫要與我的指揮所保持經常的聯絡。

他當著我的面馬上在城市平面圖上標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目標。我同意了他的建議。

阿·阿·薩拉耶夫作為師長、尤其是作為警備司令員非常熟悉這個城市和城市各工業目標的聯絡渠道，他能在許多工廠及堅固建築物裡，組織起武裝警衛隊給我們以幫助。城市居民將與第62集團軍的勇士們肩並肩地與法西斯侵略者戰鬥到最後一刻。

尼·伊·克雷洛夫聽過我與薩拉耶夫的談話之後，把薩拉耶夫叫到自己跟前，就建立通訊聯絡、指揮方式等細節進行了交談。

與集團軍各部隊的聯絡經常中斷，我同古羅夫多次走出掩蔽部，來到普希金大街，希望根據聲音來判斷戰鬥的程序。

戰鬥就在離我們400—500米的地方進行著。

歷史學家們曾斷言，在一些大規模的交戰中，作為一個統帥，經常因為手中只缺少一個營而不能奪取最後勝利。我想，為了把第62集團軍截成兩半，並前出至伏爾加河，這幾天保盧斯手中已有足夠的部隊。然而，我們戰士所表現出來的勇敢精神，卻使敵人的一切和都化為烏有。

黃昏時分，坦克旅旅長斯·尼·霍普科少校來向我報告說，他的唯一的一輛坦克被打壞了，現停在車站附近的鐵路道口上。

“怎麼辦？”他問道。

我們詳細地分析了形勢。認為坦克雖然被打壞，但是還可以用來射擊。除此之外，坦克旅還有近百名坦克手，他們都有衝鋒槍和手槍。

我下令說：“到坦克那裡去。集合所有兵力，守住道口，直到近衛第13師的部隊透過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