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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勢、改變第6集團軍的命運嗎？不能。西德的一些軍事學術理論家也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請看E·梅倫廷是怎樣回答這個問題的：

“第6集團軍的覆滅已成定局，現在什麼東西也挽救不了保盧斯。即使出現某種奇蹟使希特勒同意保盧斯突出合圍的嘗試，即使備受折磨、半飢半飽的部隊能夠衝出了俄國人的合圍圈，他們也沒有運輸工具，能夠經由被冰層覆蓋的大草原，撤退到羅斯托夫。集團軍將象拿破崙計程車兵從莫斯科向別列津納河撤退時那樣，會在行軍中覆滅。”①

①E·梅倫廷：《1939—1945年的坦克戰》，節譯自英文·莫斯科，1957，第173頁。

是的，希特勒是有意地、純粹從戰役和戰術的目的出發，把保盧斯集團留在合圍圈中。他認為，被圍的第6集團軍可以牽制我數個集團軍。確實，他贏得了時間，他從高加索的包圍中爬了出來，他把我大量兵力牽制在伏爾加河，推遲他慘敗的時間，以便用全部力量作垂死掙扎。他的將軍們幫了他的忙，但結局如何，這是眾所周知的。

那時我曾考慮過心理方面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必須有下列條件來保證：使集團軍的全體成員從精神上來個轉變：即明智的決心；各級指揮員和司令部（包括集團軍司令部）進行野外進攻戰的素養；善於在比防禦性的巷戰更大的範圍內指揮部隊實施機動的素養。

事實上，集團軍是在非常狹窄的地帶上進行了150多天的防禦戰。當時，部隊指揮員和司令部參謀們制定了一整套非常明智的戰術決心，他們已習慣於在狹小的地方行動，併為達到了目的而自豪。而現在，當面臨要進入野戰陣地；要透過不是幾百米、而是幾十公里的區域；還可強渡江河障礙；要指揮營和團穿過田野、高山峽谷；不言而喻，他們已考慮過這些。而習慣是第二天性，要擺脫它卻不是那麼容易的。

一想到這些，每次我都把自己當作一個團長，來檢查自己適應這種變化的能力。

在那時，也象以往一樣，我在國內戰爭時期的戰鬥生活的親身經驗，幫了我的忙。

那是1919年，在車里雅賓斯克交戰之後，被擊潰的高爾察克部隊不戰而退，渡過託博爾河，其速度之快，簡直無法追趕。

我指揮的步兵第43團，因為在歷次戰鬥中屢立戰功，被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授予榮譽革命紅旗。

很快，團裡來了一位新政委F·C·尤蘇波夫，他原是那久日工廠的工人，他比我大15歲左右，有很好的組織才能，但對軍事一竅不通。他很快就宣佈：

“團長，你來指揮，我將保證做好政治路線方面的事。”

他的直率很合我的心意。

……越過烏拉爾之後，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望無際的西伯利亞大平原。

高爾察克退過託博爾河以後，依靠各城市的富家子弟和哥薩克，補充了自己的部隊，他認為這些人將會同紅軍作堅決的鬥爭。

在高爾察克的命令中規定，農村居民中擁有私人土地50俄畝以上者為徵召物件。

西伯利亞的牧師們全力支援高爾察克政權。鄂木斯克的大主教謝里維爾斯特特別賣力。在他的策劃下，組織了配十字架的教徒遊行，搞了什麼“祈禱和懺悔日”、什麼“賜勝”祈禱、什麼宗教呼籲書、報紙文章和宣傳小冊子等等。這一切都被動員起來反對紅軍的進攻。高爾察克順利地在哥薩克人中間進行了招募，組建成一個軍，轄15個團。他們依靠美、英、法、日的支援，簡直武裝到了牙齒。

紅軍的幾個團征戰近1000公里，人困馬乏，衣衫襤褸。彈藥、特別是炮彈嚴重不足。下面的這個事實或許能有力地說明當時的困難；方面軍從中央要了4萬雙樹皮鞋和包腳布。

糧食供應全靠當地居民，他們完全站在紅軍一邊。

奪取了葉卡捷琳堡和車里雅賓斯克之後，東方面軍改組成兩個方面軍：土耳其斯坦方面軍，由M·B·伏龍芝指揮，下轄第1和第4集團軍；東方面軍，由B·A·奧爾德羅格指揮，下轄第5和第3集團軍。第2集團軍轉隸南方面軍。　阿津的步兵第28師、第7師和第21師的一部，隨集團軍調走。我同我的團留在東方面軍。這些師調往南方面軍是因為鄧尼金的集團軍已對莫斯科構成威脅。

東方面軍得到的裝備和彈藥越來越少，糧食供應更無著落。儘管這樣，紅軍戰士的土氣仍很高昂，我們繼續向東發展進攻。

各團高喊著：“非拿下西伯利亞不可！”的口號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