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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公園還是一片野地。而太原工學院（今太原理工大學）新址的移村，那時還聞得見周圍青紗帳的莊稼香氣。移村緊連著西郊煤礦，常常看到礦工唱著小曲從校門前走過。夜間有挑著挑子賣醪糟雞蛋的。我們還去了晉祠公園與郊區的雙塔寺公園，在雙塔寺，發生過芳的同班同學的風流事件。太原的氣候更清爽怡人。1956年9月中旬我在太原的經歷，甚至使我淡忘了《組織部……》這篇小說。

火車拉響了汽笛，車廂的收音機裡播送著那一週的“每週一歌”節目，是一首湖北民歌：“金扇喲，銀扇喲……咚咚鏘……”（從此我一聽到這個歌就百感交集）也是多情的歌曲。回想著新出的刊物，帶著汾酒的與醬香、大麴香等不同的香氣，懷著終於愛我所愛的對於上蒼的感激，轉著念頭想回京後就提出來與芳結婚的請求，推敲著“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究竟有什麼不妥，鑽過山西境內石太線上的一個又一個山洞，越過一道又一道橋樑，框氣咣噹，框氣咣噹，夜色壓過來了，正在吞噬一切。我迎接著組織部那個誰也不知是何許人也，誰也不知會碰上什麼事情的年輕人的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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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這篇小說（1）

我雖然有“童子功”，我雖然早已完全習慣於對一切精神現象作意識形態的分析，我雖然常常勝任地或勉力地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但是文學，小說，詩，對於我，對於你，對於大家和後人，它不完全、不該僅僅是意識形態與思想分析的物件，不能夠僅僅成為傳聲筒，成為觀念的例證。

然而，甚至連我自己當時也有點混淆了文學與工作與現實的差別，小說的寫作使我入了迷，使我自以為這不但是小說，而且富有所謂的現實意義，我曾以為我可以以這篇小說獻給有關的領導機構。

其實，這本應是我的快樂和感動，我的酸楚和失落，我的小小的非常個性化的遐想與話題。和在太原火車站的告別一樣，和穿過千山萬水坐著火車聽車輪的鏗鏘鏗鏘地響一樣，和行進中的滿足與暈眩一樣，這應該是一種生活的滋味，一種莫名的歡欣和失落。這應該是我青春的自信和（荒唐的）天真，愛戀和悔恨，遲疑和獻身，驕傲和留連忘返：就像我的入黨和初戀，即使一遇就準，始終如一——也仍然黃河九曲，風波連天。

《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是我的詩。陸文夫不斷地說，王蒙首先是一個詩人。他的話裡也許包含著他認為我不怎麼善於把素材故事化的暗示。然而，許多年了，最重要的寫作的衝動來自對於我的詩情之弦的撥響。小說裡寫道：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這是詩。三輪車伕說不要錢，這是詩。（其實沒有這樣的事，但是有一次我坐三輪到區委，車伕確實表達了對於區委的敬意與擁戴。）與老同志們交流，這是詩。見到了趙慧文，這更是詩。吃荸薺是詩。吃餛飩是詩。下大雨還是詩。槐花頌是詩。突然出現的“炸丸子開鍋”的小販吆喝也是詩。兒童文學作家劉厚明就注意到了炸丸子的吆喝聲，嘆息良久，而且說從“炸丸子開鍋裡”感覺到了王蒙的特點。或許應該是：詩意與平凡，入世與出世，小與大，俗與超脫，有與無，驕傲與謙卑，靈界與人間……

至少，這不是一個直奔主題的小說，後來，在我接受批判的時候，一位小領導批評說《組》裡有許多不必要的描寫，例如，林震與趙慧文長談後，提到廣播節目的變化的文字便屬多餘。我能說什麼呢？

它也是青春小說，與《青春萬歲》一脈相承。青春洋溢著歡唱和自信，也充斥著糊塗與苦惱。青春總是自以為是，有時候還咄咄逼人。青春投身政治，青春也燃燒情感。青春有鬥爭的勇氣，青春也滿是自卑和無奈。青春必然成長，成長又會面臨失去青春的惆悵。文學是對青春的牽掛，對生活與記憶，對生命與往事的挽留，是對於成長的推延，至少是虛擬中的錯後。是對於老化的拒絕，至少是對於生命歷程的且戰且進，至少要唱著青春萬歲長大變老當然也變得爐火純青。作為同樣的青年，作者對林震二十四個同情，作為幹部，作為已經執政的共產黨黨員，如果是在工作中生活中，作者只能把林震看作小兒科、愛莫能助，卻又為之長太息以掩涕。林震說什麼黨是心臟，心臟裡不能有塵土，所以黨的機關不能夠有缺點。笑話！這樣的天真爛漫或者幼稚可笑，這樣的十足廢話毫無意義，作者寫的時候未必不明白。然而，這是願望，也是我們的審美幻想，審美物件。生活中缺少現實感的東西也許在審美中更加迷人。我們善良，我們天真，我們的願望常常不能實現，因其不能實現就更要寫到小說裡。不是嗎？在病歷上、診斷書上、條例上、操作規程、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