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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聚會上，一個喜歡苗苗的男孩要抱她，小姑娘不願意。小楊對苗苗說：“讓他抱。”

或許是為了讓他原諒自己，這個姑娘聽從了。她是在自己喜歡的男生要求之下，被另一個男生擁抱，也許還有更進一步舉止的時候，被外人看到了。

故事還不止於此，那個聚會集中了幾乎全部的情感衝突……那個在我們採訪時電話通知宣傳部的小姑娘，是當初簽了“有難同當”的六個女生之一，她跟苗苗的漂亮和成績在伯仲之間，聚會上，她當著苗苗的面向小楊表示好感……更細密的人性真相緊緊壓裹著，不可能在九天內剝開。

服毒的當天下午，苗苗被男生欺侮後，從操場回到教室，趴在小楊座位上哭泣。之後，她向小楊要了一張照片，說：“謝謝你實現了我最後一個願望。”她在課桌上刻下了“519”，對小楊說“莫忘五月十九日”，轉身離開了學校。

小楊跟我說這些細節時，一再問我：“是不是真的是我害死了她？”我無法回答，但看得出他深受這個問題的折磨。

將近十年後，再看節目，一個鏡頭拍到了他的筆記，有一行字，我當年沒有留意到，“她和我別離了，可是她永遠地活在”，字寫到這兒停止了。

這些年，我和老範對這事耿耿於懷，就因為這些沒能弄清講明的真相，怕說出這些孩子間的情感糾葛，會讓觀眾不舒服和不理解，也許還會覺得“才十二三歲怎麼就這樣”……雖然大家十二三歲的時候，又與他們有什麼兩樣。

它們沒有被呈現，這是一個新聞媒體的“政治正確”。我們敘述了一個事情的基本框架，但只是一個簡陋的框架，以保護大眾能夠理解和接受這個“真相”。

日後我看到托爾斯泰說，他在構思《安娜·卡列尼娜》的時候，原型是新聞裡一個女人做了別人情人後臥軌自殺的故事，最初安娜在他心中極不可愛，她是一個背叛丈夫、追求虛榮的女人，他要讓她的下場“罪有應得”。但寫著寫著，他並沒有美化她，只是不斷地深化她，人性自身卻有它的力量，它從故事的枝條上抽枝發芽長出來，多一根枝條，就多開一層花，越來越繁茂廣大。安娜的死亡最終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斷，在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