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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帶著我，大門口還給我買半個紅瓤翠瓜，拎在手上，就這麼半拉瓜，還左手換右手，汗流浹背地走，說起當年辦公室大姐想撮合我倆的事，我忍不住後怕：“要真成了……”

他也樂，臉皺出幾個大括號：“可不也就過下去了麼。”

我說：“你看你，現在也不教育我了。”

他一副長兄看顧遺孤的口氣，“你現在已經挺好的了。”

我說你現在怎麼樣。

他說：“有不好的我也不告訴你。”

我笑，覺得我倆都大了，或者說，老了點。

過一會兒他還是沒控制住，說：“給你挑個小毛病行不？”

這就對了。

他說，看你前兩天部落格裡寫“我抿著嘴往那個方向一樂”，把“抿著嘴”去了吧。

嗯，是，女裡女氣的。立刻刪了。

他說，喲我的意見還真挺重要。

“那是。”我說，“你說什麼我總是先假設你是對的。”

他得意：“哎這話我愛聽，那我教育你這麼多年了，你也反哺我一下吧，我現在對這世界特別失望。”

我說：“十年前咱們在‘東方時空’，你寫過一篇文章《天涼好個球》，裡頭不是引過一句里爾克的詩嘛——‘哪兒有什麼勝利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

離開“新聞調查”之後，有段時間我主持演播室節目，有觀眾在留言里語帶譏諷問我：“你不再是記者了，以後我們叫你什麼呢？溫室裡的主持人？”

是一個記者，坐在哪兒都是。如果不是，叫什麼也幫不了你。

不管什麼節目，都得一期一期地做，做完貼在部落格裡聽大家意見，陳虻當年希望我們每做完一個片子，都寫一個總結：“這不是交給領導，也不是交給父母的，也不是拿來給大家唸的，就是自己給自己的總結。”

觀眾一字一句敲下評論，一小格一小格里發來，不容易，像電臺時期那些信件一樣，我珍重這些。有一期談收人分配改革，有位觀眾留言：“在採訪中，當採訪物件說到城市收入的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