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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白巖松找個女搭檔。”

年會的晚上有人打電話來，聲音低沉：“巖松要跟你談談。”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挺像面試。後來才知道，白巖松這個人什麼都彪悍，就是不習慣跟女生單獨講話。

大家跟我聊，他只插空問了兩個問題：“你喜歡誰的音樂？”我好像說的是平克·弗洛伊德。他問：“華人的呢？”“羅大佑。”他沒再問什麼，只說了一句：“這是條很長的路，你要作好長跑的準備。”

第一期節目就是慘敗。是關於剖腹產的話題，我自己聯絡好醫生、生孩子的人、社會學家，約好演播室，化好妝坐進去，幾位臺領導正從玻璃外路過，看了一眼：“有點像小敬一丹。”陳虻給我打了一個電話：“這就代表認可啦。”

現場採訪只錄了三十分鐘，談完剖腹產怎麼不好，就順利結束了。那會兒我不把電視當回事，在紙上編完稿子，讓同事幫忙剪片子送審，自己去外地耍了。

放假回來，在辦公桌上掛只大畫框，是在西藏拍的照片，還弄個水瓶，插了些花花草草。

看辦公室人臉色，知道審片結果很不好。大家不好跟我轉述最狠的話，只說已經這樣了，你就把結尾再錄一遍吧。

陳虻在會上公開批評我：“你告訴人們剖腹產是錯誤的，自然生產如何好，這只是一個知識層面，你深下去沒有？誰有權利決定剖腹產？醫生和家屬。怎麼決定？這是一個醫療體制的問題。還有沒有比這個更深的層面？如果你認為人們都選擇剖腹產是個錯誤的觀點，那麼這個觀點是如何傳播的？人們為什麼會相信它？一個新聞事實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識、行業、社會三個不同的層面，越深，覆蓋的人群就越廣，你找了幾個層面？”

我越聽心底越冰，把結尾一改再改，但已無能為力。

年底晚會上，同事模仿我，披條披肩，穿著高跟鞋和裹腿小裙子，兩條腿糾結在一起坐著，把垂在眼睛上的頭髮用手一撥，摸著男生的手，細聲細氣地採訪：“你疼嗎？真的很疼嗎？真的真的很疼嗎？”底下鬨笑，都認同是對我的漫畫像。

白巖松當時是製片人，壓力比誰都大，也不能拔苗助長，別人笑我的時候，估計他心裡比誰都難受。有次我穿印花紗裙子到辦公室，他叫我過去，說：“回去把衣服換了。”

每天節目結尾主持人都要評論，我彆扭壞了。按我原來花裡胡哨的文藝路子，肯定是不行的，按節目的習慣寫，我又寫不來。一遍又一遍，都過不了關，到後來有一次沒辦法，白巖松遞給我一張紙，是他替我寫的。

每次重錄的時候，都得深更半夜把別人叫回演播室，燈光、攝像後來已經不吱聲了，也不問，沉默地隱忍著。錄完，我不打車，都是走回去，深一腳淺一腳，滿心是對他們的愧疚。

部裡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剛來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最後一排邊上。崔永元回頭看見我，扶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帶到第一排正中間他的位子上，他當時連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是這樣的人。有個場合，幾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他進來了，在飯桌邊坐下來，什麼也沒說，但誰都不敬了。

這就是他。

那幾年評論部的內部年會，看崔永元主持是我們的狂歡，看他在臺上手揮目送，戲謔風頭人物，逗逗女同事，拿領導開涮。也就他能修理陳虻，說：“陳主任站起來。”

陳虻被群眾打扮成日本浪人，頭頂沖天辮，重重疊疊好多層衣服，半天才撐著大刀勉強站了起來，群眾起一大哄，小崔伸手壓住，指一指大螢幕上一堆怪誕字元，只有一箇中國字是“錢”。小崔說：“這些字怎麼念，陳主任？”

陳虻踅摸了半天：“不認識。”

“哦，陳主任連錢字兒都不認識。”

“再給你一次機會。”他說，“這些字裡頭你認識哪個？”

陳虻這次答得挺快：“錢。”

“哦，陳主任原來只認識錢。”

大家吹口哨，尖叫。陳虻手扶著大刀也跟著樂。

小崔正是如日中天，可以“別一根簽字筆，揣一顆平常心，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但他公開說，每次錄節目，開場前心裡焦慮，總得衝著牆向自己攥拳頭。

我見慣了強人，他這點兒軟弱幾乎讓我感激。

我在臺裡新朋友不多，史努比算一個。那時候好像就我和他單身，辦公室雷姐還想撮合我倆。我看他一眼，年歲倒是不大，但長得吧……他自己說早上洗完臉抬頭看鏡子，差點喊“大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