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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覆亡後，北京這座中世紀都城開始現代化，需要建設用的工程藍本和施工程式，時任交通總長的朱啟鈐，只找到一本《大清會典》，這是記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權威的典籍，其中建築規範的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幾十頁——怎麼做到的？所有的數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為什麼官府不記載這些技藝？朱啟鈐說：執筆寫檔案的人，一看術語艱深，比例數字都繁複，寫到檔案上怕上司詰問起來，自己說不清，乾脆就都刪汰了。越這樣，當官的越不懂，“一切實權落入算房樣房之手”，想寫多少寫多少，“隱相欺瞞”。

《中國人的性格》出版時，亞瑟·史密斯已經在晚清中國生活了二十二年，他在書中寫道：“一個拉丁詩人信奉一句格言：‘一個瞭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國，會把這格言改成：‘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黴的。’”

照片是陝西省林業廳對外發布的，我們採訪新聞發言人關克：“你們對外公佈虎照時有什麼依據？”

關克說：“我們沒有鑑定記錄，也沒有開論證會，但我們的結論是真的。”

“為什麼政府部門只釋出一個結論而不釋出依據？”

“我們這麼多年就是這麼做的。”

“那面對疑問，為什麼不重新組織調查和鑑定呢？”

“只有民間的質疑啊，沒有上級部門疑問。”

“政府不是首先要面對公眾麼？”

“那我回答不了。”

“你怎麼看公眾的疑問？”

他說：“連國外的專家都沒說是假的，這些人就是不愛國。”

這個說法，讓我想起有個法國人曾對比著清朝時外國人的紀錄，觀察現代中國：“我馬上吃驚地看到這個社會同他們描寫的社會十分相似，簡直可以說每個中國人的基因裡都帶有乾隆帝國的全部遺傳資訊。”

這話讓我心裡一動。但這種基因靠革命根除不了。

傅德志被叫作“打虎先鋒”。這位中科院的植物學家從一開始就很激動：“用我的頭擔保，虎照是假的，當地絕沒有超過十公分的葉子。”周正龍的語氣也一樣：“如果虎照是假的，我願意把我的腦袋砍下來。”

傅德志在網上發通緝令，指名道姓哪個官員是“幕後黑手”。他並沒有去過大巴山區調研，我問他：“科學研究的前提是自知無知，誰都有犯錯誤的可能，您不考慮這種可能嗎？”

“我豎信我是正確的。”他的答案與他的對手如出一轍。

“為什麼要用賭腦袋的方式呢？”

“我們林口的人說話都比較粗。”他說。

等周正龍真的找到了二十公分左右長的葉子，拍了照片登在報紙上，我再去，傅德志看了一會兒報紙上的照片：“看見照片上週正龍手裡的匕首了嗎？他是在威脅我。”

他的部落格裡有很多跟帖，“就是要以暴制暴”，“政府天然是騙子”。

周揚在八十年代的時候說過一句話：“賭腦袋的結果是產生新的偏見與迷信。”

我問鎮坪的縣長：“如果沒有調查研究，依據的是您相信一個人的人格，您覺得這個態度科學嗎？”

“就我們現在掌握的情況，我們覺得是真的。”

我說：“您當時相信覃局長的工作，所以沒有問他要現場的核查。您認為肯定有，但是我們調查發現是沒有。”

他遲疑了一下：“這個情況我不太清楚。”

“從剛剛這個細節可以看到，這種主觀相信，有的時候是很脆弱、很難站得住腳的？”

他臉上有什麼僵凍的東西化了一點：“那你說的……可能對這個有一點忽略。”

以前“新聞調查”老說啟蒙，我一直以為是說媒體需要去啟蒙大眾。後來才知道康德對啟蒙的定義不是誰去教化誰，而是“人擺脫自身造就的矇昧”。

“要寬容。”陳虻從認識我開始，說到最後一次。

我聽煩了：“你不要用像真理一樣的標準來要求我。”

“你要成為一個偉大的記者，就必須這樣。”

“我不要成為一個偉大的記者，我只要做個稱職的記者就可以了。”

“你為什麼不聽我的話？”

“因為這是我的生活。”

“可是我說的是對的”

“我不需要完美。”

……

每次談，我都氣急敗壞——有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