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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圖而洛出書。

。　想看書來

二、角色層（1）

知識分子為什麼那麼軟弱

中國知識分子的軟弱性似乎已被無數次談及和討論。這些口水足以讓軟弱性更軟，當然也淹沒了真相。我這裡所說的知識分子當然主要指人文知識分子、作家等。這真相上可追溯到姜尚釣魚願者上鉤，下可聯想至王朔無知者無畏。在中國，學而優則仕，贏者通吃。就像現在的演而優則唱，唱而優則演，唱演優則主持，則上大學。春秋爭鳴當中的百家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自己的學說能得到某個諸侯青睞，從而獲得成功。像儒家、法家都是這方面的典範，道家等到了漢朝初期卻成了國家意識形態。

也就是說，中國知識分子在那時候（周朝到漢朝）就在努力使自己受到統治者的尊重、重視、賞識、重用。“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種觀念影響了太多的知識分子。他們如過江之鯽，透過各種方式在兼濟天下的名義下求得個人的名祿。即使像李白那樣的大詩人，也想著儒家所教唆的治國平天下。李白難道不知道自己更擅長什麼嗎？

更為嚴重的是，知識分子的個人精神始終不能獨立於現實的團體。知識分子被家（庭）、國（家）、天下（社稷）所包圍，被家族、師門、黨派、地方所牽扯，其精神上的焦慮感就像竹林臥聽那般皆是疾苦聲。雖然中國文化中也有很多用來使精神超脫的迷藥（如道家、禪宗、水墨藝術），但它們都只能作用一時，屬於暫時性麻醉用品。

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中，幾乎看不到思想者反抗的記述，更難覓科學家的獨立探索精神。只有那些壯懷激烈的愛國英雄、清廉官員、忠臣諫客，充滿了教學大綱和考試試卷。彷彿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以沸騰熱血代替冷靜思考、用還我河山覆蓋文化精脈、讓治亂更替掩蓋專制世襲的可歌可泣。　怪不得如今的皇帝戲如此之多，原來是歷史教育就留下的病根兒。

當代影視作品的編導大多也是知識分子。他們的人文視野可說是並未出古代之右，尤其是那些以知識分子為主題的作品。影視文化的娛樂性越來越強，這一點也和學校教育一樣，強烈地影響到下一代知識分子的成長。

以前是政治性的軟弱，現在是政治和經濟上雙重的軟弱。以前主要是依附於權勢，現在還要依附於商人。只有依附於權勢，知識分子們才覺得自己的知識、思想有了可施展的時空。達濟天下、報效祖國的觀念一直就是科學知識分子和人文知識分子所共有的歷史遺產。

在歷史上，中國文人鄙視很多下九流的文化，也包括小說。他們覺得小說只能供人消遣，而非經濟天下所必需的利器，也不是依附權勢的手段。其實，小說當中恰恰可以寄寓個人的獨特思想。文學為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獨立的天地，使得那些經久不息的精神得以薪盡火傳。可是，到了如今的影視文學，這樣的傳統卻沒了。

從先賢的榜樣來看，歷史上不為家國天下、只為真理而行的人物實在寥若晨星，自周朝到今日更沒有被重視和廣泛傳揚。於是，那種獨立天地的精神就一直不能攝入到民族的血液當中。在我們中華民族看來，這樣的精神似乎並不對民族的進化有多大的好處。我們總是以民族的角度來衡量一個人物和事件的價值，從而就只能養育出軟弱的知識階層分子來。

“惡”的豐富多彩

自中國進入市場經濟時代以來，道德狀況就一直是不斷爭論與辯駁的話題。潛藏深植在國人心中的道德並非一本清水賬冊，而是一部相容幷蓄歷史與現實、自身與他人、家庭與社會的天書。潛規則、行規、規矩、不成文的規定，這些都可構成道德的一部分。

二、角色層（2）

時代永遠是領先的，道德遲滯在後。雷鋒在那個時代可說是道德先鋒，其道德觀迎合了那個重公輕私的時代。這種道德似在昭示一個真理，道德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等到王海出現，人們才發覺，時代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道德越來越強調特殊性，關注每個人的私有權利。人的身份、角色也悄然鉅變，從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主人翁變成公民、消費者、納稅人。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這樣一個各種經濟形式交織在一起的社會里，也就同樣地複雜化了。各種各樣的新道德觀出現、成長，就像大廈外牆上新增的一個個空調器。同時，每個國家、每個民族、每種宗教也派生各自的道德。時代與社會越來越多地發生著聯絡，道德所面臨的問題也就越來越難以逾越。

貪官李真在被判死刑後上萬言書，寫如何反腐。而我們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