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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政府舉行過簡單儀式以後，我帶她去我新租的寓所，出乎她的意料，我在碰她之前，竟讓她穿上一件普通的女孩睡衣，那是我設法從一所孤兒院的亞麻布衣櫥裡偷出來的。

結婚當夜，我得了些樂趣，太陽昇起時，這白痴歇斯底里大發作。現實很快就要求維護它自己的權利。褪了色的小卷毛露出黑色的髮根；細軟的汗毛變成利淨面板上的尖刺；孺溼而多動的嘴，無論我怎樣用愛情去填塞，也總是屈辱地洩露出和她那死去的貌似蟾蜍的母親在一幀肖像裡的對應部分的相似；而現在，亨伯特的手中不再是一個白皙、頑皮的小女孩，而是一個大個子、胖鼓鼓、短腿、巨乳、頭腦不著邊際的羅姆酒水果蛋糕。

這情狀從一九三五年持續到一九三九年。她唯一有價值的是逐漸和緩的天性，這確實有助於在我們又小又髒的套房裡建立起一種臨時的舒適感：兩間屋，一間窗外是模糊的景色，另一邊是一堵磚牆，一間小廚房，一個鞋形木浴盆，坐在裡面，我覺得自己象馬拉，只是沒有一個粉頸少女來刺殺我。我們曾經一起有過極少溫暖安逸的夜晚，她沉醉於她的《巴黎晚報》，我則伏在一張搖搖晃晃的桌上工作。我們去看電影，騎腳踏車看拳擊賽。我很少向她不再鮮嫩的肉體求歡。

除非在特別焦灼和沉痛失望的時候。對面的店鋪商有個小女兒，她的倩影令我發瘋；好在有瓦萊里亞的幫助，無論如何，我狂熱的心境還是得到了合法的疏洩。至於做飯，我們默默地放棄了蔬菜牛肉湯的小鍋伙食，大半去波拿巴街一處擁擠的地方進餐，那兒的桌布上到處是葡萄酒汙跡，還有許多外國口音噪嗓不休。隔壁，一位藝術商在他雜亂的櫥窗裡陳列了一幅華麗、明豔、塗滿大綠大紅、金燦燦墨藍藍的古代美國鋼版畫——一輛火車頭帶一隻巨型煙囪，巴洛克式怪狀大燈，還有一架巨大的排障器拖著它淡紫色的客車廂穿過風雪漫天的大草原之夜，閃爍著火星的濃煙混入電閃雷鳴的錦雲中。

這些都統統打破了。一九三九年夏天，我的美國叔叔去世，留給我每年幾千美元的收入，條件是我移居美國，並對他的企業感興趣，這期望倒甚合我意。我感覺到我的生活需要騷動一下了。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婚姻安樂的絲絨布上開始出現蛾子洞了。近幾個星期來，我一直注意到我的胖瓦萊里亞不象過去的她了，老是陷在某種奇怪的不安靜狀態；甚至表現出象最對時間的不滿，這和她從前模仿的血統特點是極不相稱的。當我告訴她不久我們就要乘船去紐約時，她神態焦灼又迷惘。她的證件還有點兒麻傾。由於她丈夫是瑞士公民，因此護照不能輕易辦出；我於是決定有必要到省政府和其它一些手續處去排隊，這弄得她無精打采，儘管我耐心地給她描述美國，一個擁有玫瑰般兒童和大樹的國度，在那生括不知比枯燥、骯髒的巴黎要好多少呢。

一天上午我們從一家辦公大樓出來，她的證件基本辦妥；在我身邊蹣跚的瓦萊里亞，突然劇烈地搖動起她獅子狗一樣的腦袋，卻又一言不發。我讓她持續片刻，然後問她是不是心中有事，她回答說（我把她的法語翻譯過來，我想，必然就是一句斯拉夫人的陳詞濫調）：“我生活中還有另一個男人。”在現在的丈夫聽來，這是最醜陋的語言。它們使我暈頭轉向，我承認。若象一般誠實的粗夫，就在街上隨便什麼地方揍她一頓，但這並不可取。多少年來的隱痛已經教會我超人的自制。所以我把她招進一輛已經在路邊緩行多時的計程車，在這種較為秘密的地方，輕聲建議她解釋一下她的粗話。

一股突增的憤怒使我窒息——並非因為我對那個可笑形象，亨伯特夫人，有什麼特殊興趣，而是因為合法與不合法結合的事應完全由我一人決斷，而她，瓦萊里亞，是喜劇妻子，如今竟厚顏無恥地準備按她的方式來擺佈我的安逸和命運。

我要她情人的名字。我重複一遍我的問話；但她堅持象滑稽表演似地嘟噥著，論述她和我在一起的不幸福，申明她立刻離婚的計劃。“他到底是誰？”我終於吼出來，用拳頭猛擊她的膝蓋；而她；毫不退縮，盯著我，好象答案太簡單，根本用不著說，然後迅速地聳聳肩，指了指計程車司機的胖脖子。

他在一家小咖啡店停下車，作了自我介紹。我記不清他可笑的名字了，只在這麼多年過後，仍然很清楚他的樣子——一個結實的前白俄上校，鬍子蓬亂，留平頭；這樣的人，在巴黎總有成千上萬，經常從事這種傻瓜生意。我們揀張桌子坐下；沙皇分子要了葡萄酒；瓦萊里亞在膝上放好一張潮溼的餐巾後，又開始說起來——指著我，而不僅是朝著我；我從來沒料到她會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