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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在地產市場叱吒風雲的同時，霍英東又涉足淘沙業，重金購買淘沙機船，運用先進機器淘海沙，成為“海沙大王”、淘沙業的巨擘——雖然淘沙生意並沒有給霍英東帶來太多的收益，但這盤生意的大規模經營，卻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香港地產市道和建築行業的繁榮和發展。

由於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起，霍英東一改往日敢想敢幹的作風，除參股澳門賭博行業外，在香港幾乎不做任何重大投資，近乎處於“冬眠”狀態。直到20世紀70年代後期，“蟄居”多年的霍英東才“重出江湖”，在中國內地大舉投資，雄風再現；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船王”董浩雲建立的東方海外貨櫃航業公司，由於受世界航運業衰退的衝擊，負債累累，面臨清盤的命運之時，霍英東像“白武士”一樣，毅然充當北京的代理人注資11億港元，支援“東方海外”重組資本。其大膽舉措和巨資來源，驚動財經界，此舉既有助於“東方海外”度過困境，也在某種程度上維持了香港的安定和繁榮。

霍英東為香港的繁榮和發展所做的傑出貢獻，得到了社會的公認和讚許。1991年2月，香港出版了《香江百人志》一書，“為香港開埠150年以來最有貢獻和影響力的人物作一次檢閱”。該書的選取範圍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演藝等領域，入選的100人“均為在某一範疇有突出成就或貢獻，對香港各階層有重大影響力的人”。

《香江百人志》選取了一些已經過世，但曾經在香港叱吒一時的工商界巨頭，如何東、胡文虎、許愛周、羅文錦、利銘澤等……�而當時仍健在，且入選《香江百人志》中的工商界人士，卻只有霍英東、何善衡、邵逸夫、包玉剛、李嘉誠等寥寥幾人。——霍英東在香港的地位和影響力，由此也可見一斑。

（五）

霍英東的名字是伴隨著他在內地大舉投資和慷慨捐贈，而廣為內地老百姓所知的。其實，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霍英東就已經和中方建立友好合作的關係。朝鮮戰爭時期，聯合國對中國禁運，但霍英東卻運載柴油、鍍鋅水管、輪胎等物資入內地，也由此開始了他作為“紅色資本家”的生涯……

1967年香港事件發生，霍英東一貫的親中態度，引起港英的不滿，以致他轄下的“星光行”，遲遲未獲英資電話公司接駁電話，結果沒有商戶問津，他只好壯士斷臂、賤價出售，損失慘重。但霍英東愛國的信念從不動搖。20世紀70年代，為了恢復中國在國際體育組織的各種合法地位，他親赴世界各國奔走呼號……他在香港體壇和國際體壇的卓越表現，又為他帶來了商界以外的另一種成就和榮譽。霍英東可能是20世紀最出色的華人體育社會活動家。

內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與中方淵源很深的霍英東捷足先登，帶頭投資內地，並慷慨捐獻；其愛國愛鄉的義舉和情懷，使他與中方的關係更加非同一般。

近幾年，霍英東多次到東歐和西歐考察，希望能為中國的繁榮發展和統一大業出謀獻策——他的愛國之心，廣受世人稱讚。

（六）

有意思的是，可能因為霍英東向來與中方關係密切，所以，即使他在香港工商界和體育界等多個領域有卓越的貢獻，但卻從來沒有獲得港英政府的“獎賞”，大英帝國的“勳章”與他無緣——在香港，像霍英東這樣事業成功、對社會有傑出貢獻，而得不到大英帝國“勳章”的，似乎找不出第二個人來。但是，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霍英東被“大英帝國”“冷落”，卻深受中方倚重，在中國內地大放異彩。

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起，霍英東既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又是全國政協常委，在中國內地的政權架構中參政議政；從1993年起，他還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晉身於“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階層之中。在香港迴歸祖國的過渡期內，霍英東扮演著一個異常吃重的角色。他曾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籌劃未來香港特區的藍圖；繼1994年出任中方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預備工作委員會（預委會）副主任一職後，1996年初，霍英東又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參與搭建未來香港特區的“爐灶”。�香港市井坊間曾廣泛流傳：長期深受中方倚重的“紅色資本家”霍英東，將有可能成為未來香港特區的首任華人“港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