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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一家繼續坐大。

2002年3月，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在北京期間曾與霍英東會晤。霍英東向何厚鏵表示退出澳門博彩娛樂公司，並表明退股後成立澳門基金會支援澳門發展。

何厚鏵說：“我們對霍先生這個決定是非常歡迎的，特區政府非常尊重霍先生的決定。我相信霍先生同何鴻燊先生會在適當時間有所接觸，大家友好地妥善地處理這件事情。我相信在股份轉讓方面不會出什麼特別大的問題。”

何厚鏵表示，特區政府不會干預獲得博彩牌照的公司轉讓其股份，當局會按法定程式處理有關事宜，而有關公司就股權處理情況要告知特區政府。

何厚鏵重申，股份轉讓是公司的內部事情，在無礙公司運作及未來的經營能力的情況下，不會對博彩業的開放構成影響。他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必要作太多揣測和顧慮。

霍英東持有近三成股份的澳門旅遊娛樂公司原專營賭牌是在2002年3月31日到期，霍英東選擇此時退出，順理成章。

霍英東表示，他的退出，是基於個人取向，並不是對澳門發展博彩業有不同看法。他完全贊同澳門特首何厚鏵提出的博彩業發展思路，認為符合澳門的長遠利益，得到中央的支援。他也重申，當年他參與“澳娛”成立，到今天退出澳娛另組基金會，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推動澳門經濟繁榮。

第二十三章�國慶觀禮　繞道澳門上京

1964年9月底，霍英東應邀到北京參加國慶活動。這次上京，他並沒有直接從羅湖過海關，而是繞道澳門回內地，有人指此舉是為了避人耳目。�在北京，霍英東第一次見到鄧小平。

繞道澳門上北京

1964年9月底的一天，霍英東悄悄地搭上信德船務屬下的路環號水翼船。這次，他並不是專程去澳門，而只是繞道澳門到內地去。他是應內地之邀，以香港商人的身份，擔任香港同胞國慶觀禮團副團長，赴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5週年大典。

霍英東與內地方面的接觸，始於朝鮮戰爭時期，但那純粹是生意上的往來；而在政治的層面上，中方和霍英東是在什麼時候開始有接觸的呢？

就此問題，我曾問過一位曾在新華社香港分社任職的人士，但他的回答前後有些矛盾，他最初說中方是在“六七風波”後才與霍英東有往來的；一回他又坦認大約是在1961年，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高層如社長梁威林等人已經與霍英東有接觸。

我問：“那次見面是誰主動提出來的？”

他說：“應該是我們提出來的。”

“在哪裡見面？”

“就在舊中國銀行大廈。”

“你們接觸霍生時，他最初的反應如何，是不是很爽快地就答應和你們見面？”

“是的，大家作為朋友見見面，聊聊天，沒有什麼大不了。”

“當時，新華社方面有哪些人與霍生見面？”

“第一次見面，梁威林和我在場，最多可能還有祁烽。”

祁烽是1957年來港出任香港新華社副社長及代社長的，而梁威林則是在1958年正式到港出任社長一職。梁、祁兩人都參加過抗日戰爭，組織、領導過游擊隊抗敵，對香港的情況也較為了解。

我又問：“第一次見面，大家談了些什麼？”

“具體談什麼，我不記得啦。應該是互相瞭解、溝通一下而已。”

我也曾經就此問題，問過霍英東多次，但他都沒有正面回答。很明顯，他不願多談他早期與中方的交往。直到1996年2月份，在我的再次要求下，他才蜻蜓點水般地透露了一些情況，而這些內容與那位何先生所談的全都一致，連兩人談此情況的口吻、語句幾乎都是一模一樣的。

當然，在當時而言，霍英東與梁威林、祁烽等中方官員見面，是一件比較危險的事情。據一些瞭解中方早期在港活動情況的人士透露，從50年代起，舊中銀大廈就成了中方的主要活動場所，中方的重要會議、活動，以及新華社香港分社官員與香港重要人士的會面，一般都安排在那裡舉行；而港府政治部也一早就發現這個情況，並且線上人提供會議時間、日期、地點及人物等情報資料的情況下，對出入大廈的人物加以攝影和記錄。

霍英東第一次與梁威林等人的會面，以及往後在同一地點的見面情況，是否全在港府政治部的絕密偵查下呢？對此，我們雖然不得而知。但據一個前政治部探員1996年初在無線電視臺的一個節目中透露，一些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