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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你是否看到中山溫泉開業十週年紀念畫冊？”

我問：“怎麼啦？”

他說：“中山溫泉開業十週年時，鄧小平、江澤民、李鵬、楊尚昆、喬石、李瑞環……

所有的中央領導人都題了詞，我想可能是空前的。這也說明，中山溫泉的建設、開張雖就只是一件小事，投資也很少，但意義很重大。“

霍英東是最早一批迴內地投資的海外商人——在那批商人中，他投進去的資金是最多的。

那是在中國剛剛向外敞開一道門縫的時候，是國人還在戰戰兢兢地面對外面世界的時候，所以，霍英東在中山縣建溫泉賓館和高爾夫球場，受益的並不僅是中山或其附近一隅。霍英東的創舉，開創了中外合作興建旅遊賓館和高爾夫球場的先河；同時，他在這兩個專案的興建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新思維，都毫無疑問地對內地的改革開放事業，有著深遠的影響。

第三十八章�填河造地　擇沙面起宏圖

在廣州沙面的一片灘塗上，霍英東果斷地拍板：就把酒店建在這裡。他又作了一個在當時是頗具風險的決定：讓內地建築師進行該賓館的建築設計。白天鵝賓館建成之後，成為廣州“新八景”之一。

參與八大酒店投資計劃

當在中山縣羅三妹山興建溫泉賓館的計劃確定後，霍英東又在著手籌謀他大舉投資內地的第二個工程：在廣州沙面的白鵝潭畔，興建“白天鵝賓館”。這兩個旅遊專案，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商談和籌備的，只是白天鵝賓館工程動工稍晚一些。

1978年，中國旅遊部門就制定一個計劃：在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等地興建八大中外合資酒店。

那時，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醞釀已久，快將出臺，國家旅遊局制訂八大中外合資酒店計劃，其實是得到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極力支援的。中國高層支援這個計劃，既然是祖國大陸改革開放的迫切需要，也是為了以此向海外投資者昭示中國全力推行開放、改革路線的決心和誠意。

為了實施這個計劃，1978年，廖承志特意邀請了一大批香港工商界的鉅子赴京，其中有利銘澤、霍英東、李嘉誠、馮景禧、胡應湘、彭國珍等人。當時，鄧小平還會見了他們，並向他們透露中國將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會見時，鄧小平還向這批商界鉅子瞭解香港的情況，徵求他們對香港前途的看法。

霍英東對八大酒店計劃非常支援，主動要求參與這八大酒店的投資建設，當時的國家旅遊局局長盧緒章還為此南下廣東，與霍英東商議此事。那次，霍英東還陪盧緒章跑了番禺、中山等地，瞭解、探索廣東旅遊業的自然環境和發展前景。

選擇在哪個城市建賓館呢？霍英東最初想到的地方是北京和上海。他知道作為首都的北京，是中國的政治、文化、經濟、交通中心，而且又是聞名世界的旅遊勝地，在那裡建旅遊賓館實為上上之選；而上海在20世紀初期，已是世界著名的東方名城之一，與倫敦、紐約、東京一樣，是世界各地的政要、商賈、名流雲集之城，當然也是建旅遊賓館的理想之地。

國家旅遊局有人提醒霍英東：在廣州建旅遊賓館，可能比在北京、上海興建為好。霍英東仔細一想，也覺有理。廣州雖無太出名的名勝古蹟，但向來港澳和華僑旅客較多，一年兩次的中國商品出口交易會又在那裡舉行；加之廣東毗鄰港澳，在改革開放方面會先走一步，有利條件較多。於是，霍英東改變初衷，決定在廣州興建。

1979年1月，廣州市副市長林西、賴竹巖等人組成一個代表團，應邀到香港，與霍英東商談興建旅遊賓館事宜。一經接觸，霍英東發現雙方在對投資合作等問題的認識上差異較大，相互溝通比較困難。這主要是因為內地開放伊始，內地官員對一些屬於國際慣例的投資問題知之甚少。

在與廣州市的官員商談時，霍英東提出：“酒店1000間客房、建築材料、勞動工資、市政工程、綠化工程等完全由香港維昌發展有限公司負責投資，內地一方不需投資，還本付息按國家規定辦。”

“維昌”是霍英東和香港另一商人彭國珍合組的公司。不久，彭國珍病逝；後來，霍英東買下彭國珍在“維昌”所持的股份，一個人獨持“維昌”。

另外，霍英東還向廣州市的官員建議：“目前有很多僑胞、港澳同胞想在廣州購買住宅給親屬居住，而國家限於資金、材料不足，興建速度很慢。可以在香港籌集資金、進口材料，在廣州興建房屋，然後在香港出售，國家賺了外匯，滿足僑胞的要求，又減少廣州住房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