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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向大會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既是國際社會承認的唯一代表中國人民的合法政府，則應該取代臺灣，重返國際奧委會；若臺灣要繼續留在國際奧委會，就必然作為中國的一個地區組織，要改名、改旗、改歌。

中國的提議被國際奧委會接納為議案，並付諸表決。結果，提案獲得大多數支援，臺灣被趕出了國際奧委會，中國在國際奧委會被剝奪了30年的合法權利得到恢復。

訊息傳來，霍英東歡欣鼓舞。他想：中國既然已經重返國際奧委會，則中國要重返其它單項體育組織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但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每次中國要重返單項體育組織，還是阻力重重。

1980年，霍英東的長子霍震霆代表香港腳踏車協會，遠赴荷蘭參加國際自車協會的年會。會前，兩父子已經“密謀”一番，商量如何協助中國加入國際腳踏車協會。霍震霆聯合其他代表，向大會提出議案，要求臺灣改名“中國臺灣”或“中國臺北”，不能使用“國歌”和“國旗”，同時接納中國參加國際腳踏車協會。

霍震霆這次赴荷蘭，同行者只有他新婚不久的太太朱玲玲。因為是他單槍匹馬與臺灣方面較勁，所以對這段往事，他仍然記憶猶新。

“我和我太太到荷蘭，一住下酒店，就有7個臺灣特工在那裡等候我們，檢視我們在酒店登記的資料。其實，每次到外國參加體育組織會議，總是這7個臺灣佬和我們周旋，我們到哪裡，他們就跟到哪裡，吃飯他們也跟著。我現在都希望有機會再見到他們。”一次，霍震霆向我回憶說。

霍震霆又說，每次，這7個人都對他說這樣一句話：“我們是臺灣，是中華民國，國際體育的每一個會，我們都是創始國。”

而每次，霍震霆也總是這樣回敬他們：“次次開會，都是你們這些人，都是假貨。我是運動員，來自香港，我可以代表香港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參加比賽、進行體育交流，我覺得你們不應該利用體育搞政治。是呵，你們的‘國旗’很漂亮，‘中華民國’的名很好聽，但你們的運動員不能到英國、香港……最簡單的辦法，是不要堅持扯你們的旗，不要堅持用‘中華民國’這個名，這樣，明天你們就可以去香港、去英國，去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比賽。而中國也可以做會員，全世界的運動員都可以在一起……”

正式開會了，臺灣方面聯合一些支持者，反對霍英東等人起草好的方案。臺灣代表發言說，臺灣與其它會員是一樣的，權利是均等的，若要改名、改歌、改旗，就是對臺灣的歧視。

霍震霆在會上對議案據理力爭，極力反駁臺灣代表的觀點。

支援和反對的聲音此起彼伏，現場氣氛非常緊張。

最後對議案進行表決。結果，以一票之差透過議案，中國得以加入國際腳踏車協會，而臺灣也被要求改名、改歌、改旗。

邀國際足聯主席訪問北京

霍震霆開完國際腳踏車協會大會回到香港，霍英東來不及與他好好長談，就動身到外地參加國際足聯會議。他是以亞洲足協副會長和香港足球協會會長身份參加這次會議的。

這次會議，將會對中國加入國際足聯的問題進行表決。

自1974年，中國取代臺灣參加國際足聯的申請敗北於德國法蘭克福之後，霍英東並沒有就此罷休，他仍然想方設法，在世界足球界斡旋，為中國加入國際足聯奔走呼籲。

法蘭克福會議之後不久，國際足聯主席和秘書長應霍英東的邀請訪問北京。霍英東邀請他們來，是為了加強溝通，幫助中國解決在國際足聯的會籍問題，但那時中國某些部門對他們很冷淡。他們晚上9點鐘到北京機場，但沒有人接機。他們到了北京飯店，發覺給國際足聯方面安排的客房很小，見到霍英東父子住的房間比他們的大些，有點不愉快。在飯店，也沒有人陪吃飯，只有霍家父子和他們一起吃冷盤。霍英東覺得很不好意思。第二天大家開會，國家體委派兩個副司長參加，負責接待。誰知，一開會，北京方面就把人家罵了半天，罵他們是“資本主義的走狗”，搞得霍英東極之尷尬。後來，副總理陳錫聯、國家體委負責人莊則棟出來會見他們。霍英東還陪他們遊覽了長城、頤和園。那次北京之行，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阿維蘭熱當國際足聯主席之後，霍英東與他的接觸比較多。1976年，霍英東和女兒麗萍到加拿大蒙特利爾參加國際足聯會議。之前，父女倆已到巴西找過新會長阿維蘭熱。阿維蘭熱不會講英語，霍英東的女兒會講法語，霍和阿就透過麗萍交談，大家達成一個協議：蒙特利